毛澤東一生最感興趣的是總結中國歷代帝王玩弄權術。（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前言
對於毛澤東（以下簡稱毛）的評價近年來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論調，那就是毛這個人雖然犯了許多錯誤，甚至是許多不可寬恕的罪行，但毛「建國」還是有功的。其實「建國」這兩個字用得實在有些荒謬，凡是有點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早在大約四千年之前的夏代中華民族就已經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建立了國家，毛所建立的不過是一個新的政權——中共國而已。所以「毛澤東建國有功」準確地說應改為「毛澤東建政有功」，對這一點早已有許多有識之士論述過，這裡就不多說了。
我們看一個人、一個政黨在建立一個新政權時，有功還是有過、甚至是有罪，就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觀察分析。
第一個方面是看建立這個政權的動機、目的是否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潮流、是否有利於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第二個方面是看其建政的過程與手段是否合理合法、是否光明正大、是否符合人類公認的倫理道德和價值準則；第三個方面是看這個政權建立之後，是否推動了這個國家社會的發展、文明與進步。
毛的帝王夢和玩弄權術
首先我們來看第一個方面：毛和他的中共幫夥們在中國從事共產革命建立新政權的目的，是要在中國建立一個列寧、斯大林在蘇俄建立的蘇維埃模式的共產極權政權。這個政權是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和剝奪一切私有生產資料和私有財產建立公有制經濟為其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的。
馬克思坐在倫敦大英帝國圖書館的閱覽室裡，心安理得地喝著恩格斯從他自己的工廠裡的工人們那裡（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剝削來的工人們的血汗；以及他的貴族出身的夫人燕妮小姐，從她的貴族家族那裡繼承來的工人農民們的「剩餘價值」（按照馬克思自已關於只有工人和農民的具體勞動才能創造社會財富和剩餘價的理論，馬克思本人從未從事過任何創造社會財富和剩餘價值的工作或勞動，只有偶爾在報紙、雜誌上發表的幾篇宣揚他那共產主義空想的文章為他帶來了一點微不足道的收入）；享用著被他稱之為「腐朽、沒落必將走向死亡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聞自由通過報章、雜誌和圖書館提供給他的無盡資料；帶著極端的偏見，從這些資料中選取資本家殘酷壓榨工人、貴族地主欺壓剝削農民的典型事例，和早期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弊端加以普遍化、絕對化，從而創造出來的以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和消滅生產資料和財產私有制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
這個主義為全世界處於飢寒交迫狀況下的勞苦大眾，和身處腐敗、落後社會又救國無門的知識份子和社會精英們描繪了一幅沒有階級、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平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每個人都能自由發展的極具誘惑力的美好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虛無飄渺的遠景。
這一極具誘惑力的美好社會遠景，成功地、大大地淡化了人們對實現這一完全不可能實現的理想所採取的殘暴手段，以及實現的過程將對人類社會和文明帶來多麼巨大的災難的思考和恐懼。
2013年5月1日的五一勞動節，在德國柏林，一些左翼的共產黨支持者舉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肖像遊行。（圖片來源：Sean Gallup/Getty Images）
從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誕生（十九世紀中）到整個二十世紀的一百數十年中，凡試圖按照這一理論改造社會的許多嘗試，沒有一個成功的先例：從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建立的蘇聯、上世紀二十年代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到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波蘭、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北朝鮮、中華人民共和國、越南民主共和國、古巴共和國、紅色高棉（自稱「民主柬埔寨」）、寮國等，無一不是給自己的國家和社會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社會的倒退、文化毀滅、道德論喪、人性泯滅、心靈恐懼，以及民眾的大量死亡和其他無窮無盡的深重災難。目前除中國大陸、北朝鮮和古巴仍在不顧民眾死活地苟延殘喘之外，無一不以失敗告終。
這說明中國早期的那些共產主義者如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李達……等，以及後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投身共產革命的知識份子和熱血青年，他們當中有許多是懷抱救國救民的理想，在共產國際和俄共（布）的宣傳蠱惑和金錢支持之下，誤認為共產主義可以救中國，他們的動機雖高尚，但目的和道路都已被歷史事實證明是錯誤的。
而毛澤東與這些人不同，他投身中國共產革命運動的目的，不是為了救國救民、更不是為了實現什麼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而是利用這個上世紀二十年代前後十分時髦又極具蠱惑力的共產主義運動來實現他內心的帝王夢。
實際上毛對馬列主義並沒有什麼興趣，甚至缺乏最起碼的瞭解。這從他在一九二七年秋收起義時填的一首詞：《西江月.秋收起義一九二七年》中便可看出。他在這首詞中的前兩句寫道：「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在這裡毛連共產黨黨旗的徽記都搞不清，把鐮刀斧頭當作鐮刀鎚子。
即使在後來他擔任中共最高領導職務以後，他也從來沒有認真研讀過他所宣揚的馬列主義的任何經典著作。他後來的許多講話和寫作中引用的馬列主義理論和原文，都是熟讀馬列經典著作的陳伯達和毛的秘書們為毛提供的。
毛出生於中國內地湖南省湘潭縣一個閉塞的小山村——韶山沖。其父是一個自私、尖酸、刻薄的小土財主，毛的性格深受其父的影響，毛從小接受的是四書五經之類的教育。即使後來到長沙求學，接受較為現代的教育，毛仍對現代的自然科學、世界歷史和現代的民主政治絲毫不感興趣。仍然專注於中國的古典文學和中國歷史。
毛一生最感興趣的是總結中國歷代帝王玩弄權術、駕馭臣民經驗的《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鑑》這兩部書。一直到死毛都把這兩部書放在他那放滿陳腐的線裝書的大床的床頭，以便隨時查閱，從中吸取玩弄權術的知識、經驗和靈感。
在早期的四書五經封建教育，和後來中國的古典文學以及中國歷代帝王統治權術歷史的燻陶之下，在毛的思想深處逐漸滋生出了一種想當封建帝王的思想。
早在一九一零年秋，毛還在湘鄉東山小學求學時，就在一首改寫前人的《詠蛙》詩中寫到：閑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其帝王思想已躍然詩中；在一九二五年秋，毛在他填寫的一首詞《沁園春．長沙一九二五年秋》中寫有「悵寥廓，問蒼茫大地，准主沉浮」、「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候。」這樣的詞句；一九三六年二月毛在他填寫的一首詞《沁園春.雪》中寫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鵰。俱往已，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些詞句中無不流露出毛的封建帝王思想。
毛的帝王思想在延安與丁玲的談話中也暴露無遺。毛在與丁玲的談話中把延安比做一個小朝庭，把他的手下封的封宰相、封的封大臣，還要把丁玲封為妃子（詳：《炎黃春秋》1993年第7期《別了莎菲》一文中記錄的在延安毛與丁玲的談話內容）。
到一九四九年當毛和他的黨中央剛從西柏坡遷入北京，毛和他的手下們一起遊故宮時，在太和殿毛坐在皇帝的龍椅上對同行的人說：「我今後就在這裡辦公」（大意如此，原話己記不太準了）因為同行的人都知道「皇帝」這個名稱在中國太臭，毛在太和殿辦公、坐龍椅豈不成了名符其實的「皇帝」？這必將召致全國人民的反對。在手下人的勸阻之下，毛才不得不放棄了這一打算，改在中南海的豐澤園辦公。
還是在延安時代，一次毛問他的俄文翻澤師哲：總統與皇帝有什麼不同？師哲按政治學的觀點向毛解釋了一番，不料毛聽後哈哈大笑，對師哲說：「其實都是一樣的！」一九五O年毛在送給他審定的慶祝五一勞動節口號的稿件上，親自加上「毛主席萬歲！」這一條。因為在中國歷史上只有皇帝才可以稱做萬歲，此時毛已把自己當作是中國的皇帝了。
從上面的事實可以看出毛參加共產革命建立新政權的目的是披著極具誘惑力的共產主義的外衣，以實現自己打江山、坐天下的帝王夢，使自己成為現代的「毛始皇」，以建立千秋萬代的毛氏王朝（這從毛晚年打算他死後先把「皇位」即黨中央主席先傳給江青，再由江青傳給毛的姪兒毛遠新這一安排便可看出）。所以說毛和中共建政的目的和動機都是與人類社會進步的潮流相違背的，是反動的、錯誤的。
不擇手段打江山 土匪都不齒
再看毛和中共是通過什麼樣的手段和途徑來實現他打天下、坐江山的帝王夢的。一九二七年秋收起義失敗後，毛帶著他的殘兵敗將投靠在井崗山佔山為王的袁文才、王佐的土匪部隊。站穩腳跟後，馬上找藉口把袁、王二人殺害。
當朱德、彭德懷先後帶領南昌「起義」和平江「起義」的殘部到井崗山與毛匯合之後，因朱、彭所率部隊都是能打仗的正規軍，人數也比毛所率領的以農民赤衛隊為主的烏合之眾要多。毛通過加強軍隊黨的建設和領導的方式對朱、彭進行打壓、排擠，最終把軍隊的領導權掌控在自己手裡。
由於毛當時雖然還不是中共的主要領導，但在井崗山和後來的中央蘇區毛是總前委的最高領導人。毛的專權、喜歡玩弄權術和心狠手辣招致許多人對他的不滿。於是毛便以「肅反」和「肅AB團」的名義，首先對敢於直接批評毛和對毛不滿的中央蘇區的黨政軍幹部甚至普通黨員和士兵進行大屠殺。這股以「肅反」和「肅AB團」的名義進行的大屠殺風，很快便刮到了全國其他蘇區，據統計在這場大屠殺中，全國各蘇區總共殺了約十萬人。難怪中共元老之一的薄一波在談到此類事時說：「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產黨員比死在國民黨手中的共產黨員多得多。」
此事毛應付主要責任。當時中共中央曾派出一個三人小組專門調查此事，三人小組中的顧作霖當面斥責毛：「毛澤東從來不檢討自己，而一味武斷地把反對你的同志當作反革命殺了！你是什麼立場。」毛對同志的屠殺、專權、玩弄權術和不擇手段，雖招致中共中央和蘇區黨政軍絕大部分幹部和群眾的不滿。但毛的冷酷、凶殘、狡詐和不擇手段卻贏得了共產國際最高領導人斯大林的賞識。斯對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和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說：毛這個人能成事。
毛有了這個後臺，儘管毛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前後所作所為，召致從中共中央到蘇區黨政軍幹部和群眾的普遍不滿。但依靠共產國際領導，並提供金錢和武器的中共中央誰也奈何不了毛。相反毛通過恐怖手斷，依靠共產國際背後的支持，不斷鞏固和提高了自己在黨內和軍內的地位。不過由於毛的冷酷、凶殘、狡詐和不擇手段在黨內、軍內引起了對毛的恐懼和不滿，所以儘管有共產國際的支持，從一九二七年上井崗山起，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中共遵義會議前，毛一直未能成為中共的最高層領導人。
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召開的中共遵義會議上，一方面由於黨內、軍內對以王明、博古和李德的左傾教條主義，導致紅軍由江西一路敗退到貴州的不滿；同時紅軍又面臨生死存亡的險境。此時毛在井崗山、江西蘇區打游擊戰、運動戰的經驗，以及毛的冷酷、凶殘、狡詐和不擇手段雖然令人反感，但在這關係中共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這些卻成了有可能使紅軍脫離絕境起死回生的「寶貴」資源。所以毛在遵義會議上被選進中共政治局常委，併進入以周恩來為組長的三人小組（另一人為王稼祥）協助周恩來負責軍事指揮。張聞天接替博古被選為中共中央最高負責人。
在以後的「長征」和到達陝北之後，毛玩弄權術發動「整風運動」、「搶救運動」拉攏王稼祥、康生、劉少奇、林彪……等人打擊、中傷王明、博古、張國燾、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人，和一大批懷著美好共產主義理想投奔延安的有獨立見解、敢於對毛和中共持批判態度的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毛不惜採取無情批判鬥爭、關押、毒害直至酷刑、殘殺等方式加以無情迫害。
在毛通過這種「整風運動」、「搶救運動」造成的在黨內、軍內從上到下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圍中，毛反客為主，使自己攫取了中共政治軍事上的實際最高領導權。
直到一九四五年中共在延安召開的「七大」上，毛在劉少奇、康生、王稼祥、陳雲、林彪……等的吹捧、擁戴之下，經那些在「整風運動」、「搶救運動」中被嚇破了膽的中共七大」代表的「一致」通過，才「正式」成為中共名義上和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至此毛為實現他的帝王夢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
毛為了實現其要當帝王的夢想，毛和中共不顧當時中國面臨列強特別是日本、蘇俄侵略、欺壓和國內軍閥割據、土匪橫行、民不聊生這種危急局面。在共產國際（實際上是蘇俄）的慫恿和金錢支持之下從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義」開始，在全國多處地方鼓動民眾（主要是農村無業遊民）發起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形成武裝割據。毛和中共當時除了發動依靠士兵之外，主要是發動依靠農村、城鎮裡那些地痞、流氓、懶漢和光棍（農村裡把那些靠敲詐勒索為生的無賴稱作光棍）毛把這些社會渣滓視為其「共產革命」的主要依靠對象。
寫到這裡筆者不由得想起與岳父的一次談話，有次岳父來我家小住，因岳父的老家汨羅市新市鎮（汨羅市原屬湘陰縣，一九六六年從湘陰縣劃出成立汨羅縣後改為汨羅市）以前也搞過蘇維埃、赤衛隊。我開玩笑地對岳父說：「您那時為何沒有參加蘇維埃和赤衛隊？如果參加了，又沒有死，到現在至少也是個師長、軍長或地委書記、省委書記。」不料岳父聽後立即正色對我說：「你把我當作什麼人？我們老實本分的作田人（岳父的鄉下把種田叫作田），哪裡會去參加什麼蘇維埃、赤衛隊？只有鄉里的那些懶漢、二流子才會去搞這種事。」由此可見毛和中共當時依靠的都是些什麼人，毛把這些人稱作「農村無產階級」是毛和中共建政過程中和建政後依靠的主要對象。
毛和中共為了利誘、脅迫農民參加蘇維埃、赤衛隊和紅軍，每佔領一個地方就把從商人、地主、富農、國民政府的黨政軍官員家屬那裡劫奪來的財富除自己留下的之外，都強制分給農民和城市貧民，哪個不要，便是同情反革命，立即會招來橫禍。同時又脅迫農民和城市貧民都要親自動手參與對商人、地主、富農和國民黨官員家屬的鬥爭、迫害、毆打和殘殺。這些被脅迫的農民和城市貧民，因害怕國民黨軍隊打過來時遭到報復，只好離開父母或拋妻別子參加中共、參加紅軍去為毛和中共打江山。毛和中共就是用這種製造仇恨和慘無人道的脅迫手段來擴大紅軍和發展自己的勢力的。
這種方式對中國農村社會的破是極其嚴重的。筆者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為生計曾到湖南瀏陽與江西銅鼓（這都是當年毛和中共鬧革命的地方）交界處修公路，因想把戶口遷到瀏陽官渡深山裡一個叫陳坑的、只有七個人的生產隊去（此事後因當局嚴禁農民遷徙而告吹），在深山裡走了好幾十里被一人多高的冬茅草掩沒的山路。在那種荒無人跡的深山老林裡，居然每隔三里或五里便可見到一個蓋著青瓦的茶亭。這是從前有錢人家做善事，出錢在路邊修建的，免費供路人歇涼、喝茶解渴的處所，足見從前這條路並不如現在這樣荒涼。
我回到工地後，問一位在瀏陽一帶打工流浪多年的寧鄉民工（他曾在那一帶的深山裡以焼炭謀生）張某，為何山裡人煙那麼稀少？那麼荒涼的路上為何每隔三五里就有一座荒廢了的茶亭？張某告訴我：「這算什麼，我在山裡還見過不少一個人都沒有的廢棄的村莊哩！」張某對其中原因也不甚了了。
後來我向我的房東六十多歲的陳爹打聽後才知道，原來毛和中共在當地鬧革命時，每佔領一個地方就脅迫當地農民殺一批地主、富農和國民黨官員的家屬、瓜分了他們的財產。到國民黨打過來時，又把那些手上有血債的農民和紅軍的家屬殺了一些，如此反覆多次之後，剩下那些沒有被殺的農民也被嚇得逃到外地謀生去了。這樣就剩下了這些空無一人的被廢棄的村莊。
從毛和中共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前後，在湘贑兩省交界處進行共產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進行武裝割據時，對當地農村社會所造成的慘重破壞，到我上世紀一九七三年秋季到那裡所看到、聽到的情況表明：雖然歷經四十年右右漫長的時間，毛和中共所採用的共產革命的手段對當地社會所造成的慘重破壞都還沒有被恢復過來。
毛和中共及紅軍打著北上抗日的幌子到達陝北劉志丹、高崗、謝子長……等創建的根據地後，毛重施上井崗山時對付袁文才、王佐的故技，喧賓奪主，奪取了陝北根據地的領導權。由於劉志丹在陝北極孚眾望，成為毛心頭大患。毛以擴大陝甘寧根據地進行東征的名義，命劉率部東渡黃河進入山西，與山西軍閥閻錫山所部作戰。不久劉就不明不白地「戰死」在山西。對於劉的死，現有多種說法，有的說是毛借刀殺人（借閻錫山之力將劉殺害）；有的說是遭毛派人暗算（因致劉於死地的子彈是從他背後打進去的）。
毛和中共打著抗日的招牌到達陝北後，不但未履行其向全國發表的「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諾言，毛反而認為日本侵略中國對毛和中共奪取江山有利、可以利用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牽制國民政府圍剿陝北紅軍的兵力。
毛澤東、蔣介石於重慶談判。（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與此同時毛和中共不顧東北淪亡、華北危急的險惡時局，利用反動軍閥東北軍的張學良、和西北軍的楊虎城想取蔣介石而代之的陰暗心裡，蠱惑、慫恿張、楊二人打著逼蔣抗日的招牌，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日十二日發動了給中華民族帶來了至今仍未窮盡的深重災難的「西安事變」。
在「西安事變」中，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被迫答應停止剿共，國共聯合抗日。這一事變使瀕臨滅亡的中共得以苟延殘喘，並利用抗日戰爭的機會，假抗日真發展，最終奪取中國大陸的政權。
毛和中共在抗日戰爭期間，不打日、偽，專門發展壯大自己，使毛和中共的軍隊從一九三五年到達陝北時的不足萬人（此外，還有劉志丹等的陝北紅軍一萬餘人），發展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時的一百二十餘萬正規軍另有一百數十萬民兵、游擊隊，為中共以後打江山和毛實現其帝王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抗日戰爭期間，也就是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毛和中共為他們打天下、坐江山奪取全國政權的一己一黨的私利，居然置國家、民族的利益於不顧。不僅消極抗日與日偽政權勾結，彼此暗通款曲，向日偽出賣國民政府軍事情報。甚至多次從背後襲擊國民政府的抗日武裝，大肆收編土匪部隊和敵後抗日武裝力量以擴大自己的實力。
毛在抗戰期間在延安多次告誡他的同志們：「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遵循的總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要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軍多佔地才愛國，否則便成愛蔣介石的國了。」
在毛的這種卑鄙思想的指導之下，中共所屬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游而不擊，一味擴大地盤、擴大武裝實力。在整個八年抗戰中，毛和中共領導的軍隊從來沒有和日軍打過一場像樣的戰鬥。就連被中共大肆吹噓的所謂一舉殲滅日軍一千餘人的「平型關大捷」，也不過是林彪所率八路軍115師利用閻錫山指揮的國軍與日寇在平型關一帶激戰的機會，在趙家峪伏擊了日軍一支四百餘人的輜重部隊。據日本戰史記載，在趙家峪的戰鬥中日軍僅戰死167人、傷94人。
另一被中共大肆吹噓打死打傷日軍20645人、偽軍5155人的「百團大戰」。據日本戰史記載，在這一戰役中日軍戰死302人、戰傷1719人、偽軍傷亡1202人。就是這樣一場時間雖長，但規模卻不大的戰役，還多次受到毛的批評，認為暴露了實力、招致了中共武裝的損失。此後毛和中共就連這樣規模的戰鬥都再也沒有和日軍打過。
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就更差。據一九九五年抗日戰爭勝利五十週年中央電視臺拍攝的一個系列記錄片（主要是記錄採訪原新四軍當時還健在的老幹部的實況）報導，當時採訪了一位原新四軍的老幹部，這位老幹部非常「自豪」地對記者說，他所在的部隊有一次與日偽軍打了一個「大仗」。共打死日軍二十四名、偽軍一百二十餘名，他對記者說這是新四軍在江南與日偽軍打的最大的一場戰鬥。這三場戰鬥就是自吹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的毛和中共所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與日偽軍打的最大的戰鬥。
毛為了實現自己打天下，坐江山的帝王夢，為了保存和擴大毛和中共的實力，藉助日軍削弱國軍的實力，以便戰後從國民政府手中奪取政權，毛竟指示新四軍政委饒漱石與汪偽政權和日寇暗中勾結。饒指派潘漢年、楊帆去南京、上海與汪偽和日寇特務機關聯繫。雙方商定彼此互不攻擊對方、雙方交換有關國軍的軍事情報。毛和中共為了奪取政權不惜充當賣國賊和漢奸（因饒、潘、楊三人知曉毛和中共的漢奸行徑，毛為防止其漢奸行為暴露，「解放」後不久便以高饒反黨集團為藉口，把他們三個關進秦城監獄，饒、潘被折磨致死，楊雖熬到改革開放後才被釋放出獄，但也已精神失常）。
由於毛和中共不抗日，反而多次背後襲擊抗日的國民政府軍隊，被國民政府斷絕了經濟來源。毛和中共為了維持他們自己和軍隊的開支，除了在「邊區」加強對民眾（主要是農民）的橫徵暴斂，導致邊區民眾怨聲載道[註：1]之外，竟然在國難當頭、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際，在邊區大力種植禍國殃民的鴉片（中共為欺騙國內民眾和外國友人美其名為「大生產運動」）大量運往國統區和淪陷區銷售。禍害那裡的民眾，以此來換取維持邊區政府、擴大武裝和根據地所需之經費[註：2]。毛和中共為一己一黨之私利不擇手段居然到這種連土匪都不齒的地步。
抗戰勝利前夕的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召開的中共七大上毛和中共就制定了抗戰勝利後奪取全國政權的計畫。到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時，毛和中共立即命令它那在「敵後根據地」游而不擊、以擴充實力為己任、從未正式抵抗過日偽軍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迅速出動在日偽佔領區搶佔地盤，收編日偽軍擴大實力和勢力範圍。
到抗戰勝利初，毛和中共迫於國內民眾和輿論反對內戰和要求和平、民主的呼聲和壓力，不得不裝出贊成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的姿態，以騙取國內外人士的支持與同情，毛不得已親率中共代表團赴重慶參加國共和談。毛臨赴重慶之前交待他在全國各地的部下挑起內戰製造磨擦。毛對他的部下說：「你們打得越好（指與國民政府軍隊之間的戰鬥），我在重慶就越安全。」
毛和中共利用和談作掩護，為大規模內戰作準備，命令在江南華東一帶的中共軍隊日夜兼程迅速趕往東北，從佔領東北的蘇軍手中接管城市、鄉村，接受蘇軍繳獲的大量日軍裝備，收編日偽軍和土匪部隊。又通過「土改」脋迫、矇騙大批農民參軍。這樣林彪率領出關的中共軍隊很快便從十幾萬人擴大到一百二十餘萬人（據新近解宻的資料表明：林彪的第四野戰軍在東北收編了四十餘萬訓練有素的偽軍，另有十萬日軍編入了第四野戰軍的戰鬥序列，蘇軍還向第四野戰軍移交了可裝備六十萬人的日軍裝備）。與此同時，毛和中共極其狡詐地利用國民政府的新聞、輿論自由（儘管是有限度的，但與中共建政後對新聞輿論的嚴格控制相比，可以說是非常自由了）顛倒黑白、捏造事實、掩蓋真相、製造假象反而把內戰的責任推到國民政府的頭上，並對國民政府的所作所為進行抹黑。
大規模內戰爆發後，毛和中共打著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反獨裁、反專制的幌子，成功地掩蓋毛和中共的凶殘、狡詐、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獨裁、專制、蔑視個人生命的真實面目。巧妙利用民眾、特別是知識份子、青年學生對和平民主的新中國的嚮往，和對國民政府存在的貪污腐敗現象的不滿，通過宣傳鼓動挑起各界人士對國民政府的不滿騙得了民心。
在所謂的「解放戰爭」初期毛和中共為了彌補在武器裝備上的不足不惜採取慘無人性的「人海戰術」，以犧牲大量中共士兵的生命來贏得戰爭的勝利。更有甚者是毛和中共為了取得勝利奪取政權，有時竟驅趕平民百姓為其軍隊打頭陣擋子彈。在前臺灣立法院長梁肅戎的回憶錄第三章提到四平之戰時，他寫到：「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共軍三度進攻四平，計有五波攻勢。這次共軍發動人海戰術，把老百姓組成隊伍，一波一波往前趕，打得老百姓的屍體堆積如山。國軍再也不忍心打下去，共軍則踏著老百姓的屍體攻進四平。」
國民黨將領胡璉在提到毛和中共的人海戰術時說：「當年我在沂蒙山區與共軍作戰，親眼見他們驅使老百姓帶兩個手榴彈來衝鋒，我守軍用機槍掃射，眼見死去的都是老百姓，自然不忍心打下去，此時共軍的正規軍就上來了。」「我知道人海戰術，但我們能用嗎？我們寧可認輸。」就連一向偏袒中共、批評國民政府最猛烈的大公報主編、知名報人王雲五在《可恥的長春之戰》一文中痛斥毛和中共軍隊：進攻的戰術，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以機槍迫擊炮在後面督戰……徒手的先鋒隊成堆成群地倒了，消耗了對方的火力以後，才正式作戰……實已到傷天害理的程度。
就連毛和中共軍隊自己也不否認這種驅使徒手百姓為前鋒的人海戰術。著名旅美學者辛灝年先生曾提到他從中共濟南軍區一名退役軍官那裡聽到的，在孟良崮戰役中，毛和中共的軍隊使用人海戰術的情況：當時中共軍隊向孟良崮山坡發起第一次衝鋒，國軍射出子彈後才倏然一驚，發現最前面的居然是一群老頭、老太太（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國軍遂停止了射擊。隨後共軍發起了第二次衝鋒，這次打頭陣的竟然是一群孩子（地、富子女），國軍只好又把槍放下去了，中共軍隊藉機上衝被國軍打敗。第三次衝在前面的是一片白被單，國軍正要開槍時，白被單沒有了，全是赤身裸體的青年婦女（地主富農的女兒媳婦們）。國軍把槍一扔，這仗可怎麼打啊？就靠這種卑劣無恥、喪盡天良的戰術取得了孟良崮戰役的勝利。
毛和中共的軍隊在圍困長春的一百五十餘天時間內，為了造成長春市民與國軍爭糧的局面，以迫使國軍投降。毛竟批准林彪……等四野領導人提出的嚴禁糧食、燃料進城；不准一個百姓出城，把瀕臨餓死的數十萬長春市民堵在城內，以消耗守軍的糧食的作戰方針，以造成部分國軍倒戈，共軍趁機攻克長春。此役造成數以十萬計的長春市民餓死。據臺灣作家龍應臺在《大江大海1949》一書中保守的估計，因共軍的圍困和阻截市民離城逃生而餓死的長春市民，至少也有三十萬人，不低於南京大屠殺造成的死亡人數。
在毛和中共領導人的心目中士兵、百姓的生命如同草芥。毛和中共把他們當作打天下坐江山實現共黨奪取政權、毛實現其帝王夢的工具。因此毫無顧忌地採用喪盡天良的人海戰術來達到他們的目的。
為了彌補人海戰術造成的土兵和下級軍官的大量死傷，毛和中共在「解放」區大力開展慘無人道的土改運動。在農村挑動、製造農民與地主富農之間的仇恨。強迫、誘騙農民瓜分地主富農的土地、財產甚至妻女，對地主富農進行鬥爭、辱罵、施以酷刑直至殘殺。
中共利用農民們害怕國民政府打過來要找他們算帳的恐懼心理，以保衛勝利果實為口號，誘迫大量農民參軍（其中包括許多地、富子弟，他們為改善毛和中共帶給他們自己和家人的悲慘處境，也不得不參加中共的軍隊）充當毛和中共人海戰術的炮灰。
不僅如此，毛和中共早期的武裝割據還造成了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混亂、停滯與落後、促使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國的步伐。敗逃到陝北後，為了分散國民政府剿共的兵力以挽救其瀕臨滅亡的命運。打著抗日救亡的冠冕堂皇的口號，挑動民眾特別是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軍人的仇日情緒，促使中日間全面戰爭在國民政府的軍事政治經濟準備尚未完成的情況下便倉促展開。造成三千多萬中國軍民的傷亡（這場戰爭給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造成的巨大損失更是無法估量的）。
毛和中共從一九二七年前後在全國開展非法的暴力武裝奪權開始，到一九四九年成動奪取大陸政權的二十二年時間內，毛和中共內部自相殘殺致死的、在農村挑動農民與地富之間的仇恨相互殘殺致死的（主要是地富份子、國民政府黨政軍人員及其家屬）、十年內戰國共雙方戰死的士兵及無辜死亡的百姓、三年「解放」戰爭國共雙方戰死的士兵及無辜死亡的百姓至少也在一千萬人以上[註：3]。
以毛為首的中共就是通過上面這些手段實現了他們打天下坐江山的美夢，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奪取了中國大陸的政權，建立了一個新的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毛也順利實現了其想當封建帝王的夢想，成了中國國土上掛著人民共和招牌的新一代貨真價實的封建帝王。
由此看來以毛為首的中共奪取政權建政的手段是極其陰險狡詐、卑鄙無恥、喪盡天良、殘忍毒辣、不擇手段，違背了人類公認的最基本的倫理道德準則，更談不上合理合法、光明正大。毛和中共建政的手段和途徑給中華民族、中國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和無比慘重的損失。
（2016年６月４日完成於望春軒）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註：1]陝甘寧邊區向農民徵收的公糧數量從一九三七年的13859擔增加到一九四一年的200000擔，四年之間增加了14.43倍。徵糧過度，農民不堪重負，毛和中共住往只能通過強制和暴力來達到目的，因此而逼死人的現象時有發生，搞得邊區民眾怨聲載道。一次雷雨中邊區某縣長被雷霹死，有農民就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邊區政府秘書長謝覺哉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記中寫道：邊區政府的農業稅（主要是公糧）跟國民黨政府區比並不輕，有的人「交公糧後沒得吃，所交公糧數幾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糧相等，如白玉賓全家四口，收粗糧五擔，須出公糧四擔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實際收的不夠交公糧」。毛和中共利用抗日的時機瘋狂擴張黨政機構和軍隊除搞得邊區民眾不堪重負、民不聊生之外還造成物價飛漲。一九四四年與剛到陝北不久的一九三七年相比鹽漲了二千一百三十一倍，火柴漲了二萬五千倍，食油漲了二千二百五十倍，棉花漲了六千七百五十倍。
[註：2]一九四一年德國入侵蘇聯後毛擔心從蘇聯得到的財政援助可能會斷絕。毛和中共不顧鴉片對國人精神上肉體上將造成的巨大傷害，居然在邊區大力開展鴉片種植。為掩人耳目把鴉片稱之為「特貨」、又在鴉片種植區的四周種上高大的玉米高梁加以遮蔽。據蘇聯人一九四三年估算中共共賣出了四萬四千七百六十公斤鴉片，價值二十四億法幣（當時中國的法定貨幣）。毛和中共靠禍國殃民的鴉片富了，邊區的小朝庭過上了富足的生活（不包括邊區的老百姓）到一九四四年因種植的鴉片過剩才停止了鴉片種植。
[註：3]：據解放軍原來宣稱一、二次國內革命戦爭共消滅國民黨軍850萬人，最近又修正為1000餘萬人，按照當局一貫的宣傳方式這數字肯定有不少水分，而且其中應還包括負傷、被俘、起義、打散的國軍數字，這些人至少佔被「消滅」總數的一半左右即500萬左右是國軍方面戰死的。按照通常戰勝方的死亡概率：殺人一萬自損三千即30％，考量到一次國共內戰時和二次國共內戰的前兩三年國軍在武器裝備上佔有很大的優勢（共方自稱：靠小米加步槍打敗了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再加上共軍面對國軍的武器優勢採用的是慘無人道的「人海戰術」。以致一個地方被共軍攻佔下來共軍與國軍的傷亡相當，甚至大大超過國軍的傷亡。考慮到這些因素在打死國軍500萬人的同時共軍自已戰死的至少也應在300萬人左右。再加上共黨內鬥互相殘殺致死的，雙方有意無意殺害的無辜民眾至少也在300萬人左右。所以說國共雙方一、二次內戰總共造成1000萬人以上死亡是較接近事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