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0日，北京一家商場人流稀少。(ADEK BERRY/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7月15日訊】（看中國記者金言綜合報導）國務院近日發布《擴大消費"十五五"規劃》，提出到2030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60萬億元的目標。身家曾有數億的民營企業家宋彥君親歷的門店收縮、企業破產、外逃等一線經歷，恰好與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經濟學者付鵬近期公開發表的宏觀分析形成呼應，三方共同指向同一個問題：中國消費低迷的病根，從來不在"缺消費場景"，而在於老百姓兜裡沒錢、也不敢花錢。
一線樣本：從「400多家門店」到「只剩兩家」
流亡加國民營企業家宋彥君告訴《看中國》，他名下經營的一個教育連鎖品牌一度在華東地區擁有400餘家門店，年利潤可觀，其中在上海開設的門店最多時有十幾家。但他表示，近兩三年生意明顯下滑，如今上海門店已收縮至僅剩兩家。他將原因歸結為品牌定價偏高、家長消費意願明顯降低，並觀察到身邊朋友聚餐的花費也從過去動輒數萬元，降到如今千元左右已算"招待得很好"。
除了生意收縮，宋彥君還講述了自己在國內經營過程中遭遇的壓力。他稱地方政府曾針對其企業成立由公檢法、紀委、財政局等多部門組成的"專班"，介入原本屬於正常經濟糾紛的處理；辦案人員還以拒不執行罪、偷逃稅款、職務侵佔罪、內部交易罪等罪名向其施壓，聲稱"總有一款適合你"，若不交出企業財產便可能被定罪。他表示，曾有公安人員對他說過類似"讓你牢底坐穿""讓你爛在牢裡"的話，令其感受到人身自由方面的威脅。他還提到，自己所在的企業家圈子中，近年有近28人因類似經歷遭遇強制措施、破產乃至發生極端事件。
正是在這樣的壓力下，宋彥君最終選擇逃離中國、移居加拿大。
學者：消費不足的病根在收入分配與社會保障
宋彥君給出了中國民營企業家的直觀感受，那麼王小魯和付鵬則從宏觀數據和結構性視角，給出了頗為吻合的診斷。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指出，中國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長期偏低，據其援引的數據約為37%至38%，遠低於多數發達經濟體60%以上的水平。他認為，這既與收入分配格局有關，也源於居民普遍存在的「不敢消費」心理。他特別提到，城鎮約4.6億就業人口中近一半是沒有本地戶籍的外來人口，這部分群體大多未被基本社會保障覆蓋，一旦失業便「什麼也拿不到」，因而被迫壓縮當期消費、增加預防性儲蓄，形成他所說的「強制儲蓄」效應。
王小魯還批評部分地方政府為追求「看得見的政績」，熱衷於基建和投資項目，卻不願把資源投入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他舉例稱，疫情早已結束，一些地方仍在建設方艙醫院，只因「項目已批復、資金已到位，必須花出去」。他認為，只要社會保障真正實現全覆蓋，讓每個人都能分享發展成果，居民消費需求自然會釋放，"沒有那麼難"。
經濟學家付鵬則從收入預期、財富效應與人口結構角度提出，消費本質上是收入水平、風險偏好、儲蓄狀況和未來預期共同作用的結果，而非可以被外部手段直接「刺激」出來的意願——「口袋裡沒錢」才是不消費的根本原因。他援引日本儲蓄率一度趨近於零的經歷指出，社會正在分化為"能存下錢"和"存不下錢"兩類人群，後者才是真正缺乏消費能力的群體。他還提出老齡化對消費的」雙向擠壓」：老年人消費意願自然走低，年輕人口又持續減少，二者疊加導致消費總量難以回升。
付鵬特別提醒，過去十年（約2009年至2019年）的"消費升級"很大程度上依賴房地產價格上漲帶來的財富效應，而非勞動收入增長。隨著房價回落，此前依賴資產升值支撐消費的中產家庭一旦資產縮水甚至變為負資產，消費降級便「分分鐘」發生。他認為，疊加近兩年企業推行的「降本增效」，居民收入預期持續惡化，消費收縮已成定局。
三方觀察的交匯點
宋彥君的一線經歷與兩位學者的宏觀分析相互印證。宋彥君提到的門店收縮、聚餐預算縮水，正是付鵬所說"財富效應消退、收入預期惡化導致消費降級"的具體樣本；而宋彥君描述的企業家經營環境不確定性，某種程度上也呼應了王小魯對「地方治理邏輯扭曲民生投入」的批評——即制度性、結構性因素而非消費場景不足，才是壓制消費與投資意願的根源。
不過，三者的表述性質並不相同。王小魯、付鵬的發言屬於基於公開數據的宏觀經濟分析，而宋彥君的講述更多是個人化的經歷陳述和主觀評價，其中涉及具體案例、數據及對政治體制的評價，均未經獨立信源逐一核實，相關表述帶有明顯個人立場，讀者可自行結合多方信息判斷。
一邊是國務院設定的60萬億消費目標，一邊是企業主口中不斷收縮的門店和學者筆下"存不下錢"的普通家庭——這場圍繞「消費為何起不來」的討論，正在從政策文本蔓延到街頭巷尾的真實生活。無論是宏觀數據還是個體經歷，共同指向的問題或許並不複雜：能否真正讓老百姓的收入增長起來、讓社會保障兜住底線，才是消費能否被真正激活的關鍵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