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 （圖片來源: Adobe stock圖stock.adobe.com）
【看中國2026年7月31日訊】最近，中國投行經濟學家高善文英年早逝成了海內外熱點話題，緣起他曾批評中國GDP造假，被高官蔡奇約談，從此不能再公開發言，心情壓抑，鬱鬱而終。作為一位在1990年代中後期就多次批評中國統計資料嚴重失真，GDP造假的知識人，只能感慨一點：儘管本人因言論受到江澤民政府的迫害而被迫辭國，但習近平時期的言論控制遠超江胡兩代。如今的人，多數可能已經不記得1990年代中期直至2010年代前半期，提倡統計資料打假的是前總理朱鎔基及國家統計局幾任局長。
本文將從歷史縱向對比和體制邏輯兩個維度，分析這一現象背後的演變及其原因。
江胡時期的言論環境對比
江澤民時期（1989－2002年）與胡溫時期（2002年－2012年）共歷23年，這一時期針對GDP的討論和公共表達，呈以下特點：
在這一階段，核心政治議題有嚴格紅線，但對經濟資料如GDP地方注水、造假和技術性指標的批評在專業圈子乃至官方媒體上相當普遍。在1990年代中後期，關於中國官方統計資料失真、造假的討論在國內外學界和民間達到了一個歷史性高峰，幾個因素推動了這一高峰的出現：
1、鄧小平南巡再度推動經濟改革開放，全國上下都熱烈擁抱市場經濟，中共高層對充滿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充滿了信心，統計資料造假現象為中國最高層所不容。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主導宏觀調控、擠壓經濟水分，並於1997年引發了全國統計執法大檢查，查出大批虛報和偽造案例。
2、由於官員考核高度綁定GDP增長率、計畫生育指標和招商引資成果，地方政府基層形成了嚴重的虛報、瞞報風氣，民間與政界廣泛流傳一幅對聯：「上級壓下級，層層加碼，馬到成功；下級騙上級，層層加水，水到渠成」，橫批是「官出數位，數位出官」。官方媒體包括當時剛出現的都市報系列都對統計資料造假加以鞭撻，南方報系成為中流砥柱。
3、這一時期恰逢中國希望加入WTO，全面從蘇式物質產品平衡體系（MPS）向國際通用的國民帳戶體系（SNA）和GDP核算體系轉型。
統計資料打假的討論是從鄉鎮企業和農村資料充滿「水分」開始。1990年代中期，學界和統計系統內部討論最激烈的核心是鄉鎮企業產值和農民人均收入的嚴重誇大，由於鄉鎮企業普遍缺乏規範的會計帳簿，地方官員為了政績大幅度憑空虛報產值。
朱鎔基的關鍵作用
1994年，中國正經歷嚴重的通貨膨脹，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主持經濟工作的朱鎔基在當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就國家統計局關於糧食價格的統計極其嚴厲地批評了國家統計局的調查方法和資料失真問題。當時國家統計局報告的糧食漲幅為47.4%。朱鎔基直接指出其統計權重與採樣完全不符合實際情況，比如85%的樣本從銷量僅佔三成的國有糧店抽取，而忽略了佔銷量七成的集貿市場，導致中央難以據此進行準確的宏觀調控。他要求對國家統計資料「擠水分」，引發了1997年引發了全國統計執法大檢查，查出大批虛報和偽造案例。
1998年朱鎔基正式接任國務院總理後，5月發生了著名的安徽蕪湖（南陵）糧庫滿倉騙局案。朱鎔基宣布將至該地調查，地方官吏連夜調運糧食將空倉放滿，企圖瞞騙過關，穿包後，朱鎔基怒斥「連我都敢騙，真是膽大包天」，並於同年8月簽署國務院令，開始在全國範圍內以鐵腕行政手段嚴查糧食收儲與統計資料虛報、偽報行為，此舉直接成為了90年代末海內外學術界和媒體關注中國經濟資料真實性的核心導火索並延續好幾年。2002年10月，朱鎔基在視察國家統計局時，留下了「不出假數」這四字題辭，將其上升為統計系統的立業之本。
由於朱鎔基率先垂範，胡溫時期任國家統計局局長的謝伏瞻曾於2006年11月18日在中央財經大學統計學院成立慶典上的現場講話強調，「統計人員要對國家忠誠，要對人民負責」，能否做到朱鎔基同志留下的「不出假數」，是各級官員對國家是否忠誠的最簡單判別標準。
李克強在2007年擔任遼寧省委書記時，曾對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雷德（Clark T.Randt）坦言，「中國的GDP數字是‘人造’的，因此不可靠」。他表示在評估遼寧的經濟狀況時，GDP數字「只能做參考」，他本人主要通過工業用電量、鐵路貨運量和銀行貸款發放量這三個更難作假、更具代表性的物理和金融指標，來衡量和追蹤遼寧省的真實經濟增長速度。2010年，英國著名政經雜誌《經濟學人》根據李克強的這一經濟思路，將上述三個指標分別賦予40%（工業用電）、25%（鐵路貨運）和35%（銀行貸款）的比重，合成並正式推出了「克強指數」（Li Keqiang Index），用以評估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量。該指數後來獲得了花旗銀行等眾多國際知名金融機構的廣泛認可。
當時學術界批評統計資料造假與幹部選拔機制的文章，在媒體上大量出現。《中國幹部考核制度與地方統計造假行為研究》（作者李猛，《經濟研究》，2009年第1期）是一篇極具代表性的經濟學定量研究文章，深入分析了江胡時期地方官員在晉升壓力下，篡改經濟資料的動機與行為特徵。《「官出數字」現象的博弈分析及治理對策》（作者李平，《統計與決策》，2004年第2期）運用博弈論模型，解釋了為什麼中央屢次重申實事求是，地方依然有強烈衝動去包裝「注水」政績。
批評GDP造假成了國安問題
江朱時期的言論控制更多針對「危害國家安全」或「挑戰政權合法性」的政治言論，對純經濟領域的專業批評和資料質疑留有相當的灰色空間。胡溫時期是「九龍治水」，多位常委按照自己意願發言，既有胡錦濤的反顏色革命論，也有吳邦國的「五不搞」，更有溫家寶的「政治改革論」，言論控制主要還是在政治方面，對經濟領域的批評言論有一定容忍度。但自習近平當政以來，言論逐步收緊，直至為零容忍。
究其原因，至少有兩重值得考較：
一是政治經濟方面原因。胡溫憑藉江朱余緒，經濟上有個「黃金十年」，但留下的問題比如房地產高度泡沫化與經濟結構轉型、地方債務與產能過剩等，都成了習近平必須應付的多重挑戰，尤其是2018年美國對華貿易戰開打以後，官方對「預期」和「信心」的依賴空前提高。在這一背景下，任何對核心經濟指標的公開否定，都被高層解構為對治理能力的挑釁與對社會穩定的潛在威脅，尤其是海外2022年猛炒「習下李上」傳言以後，中共官方在2023年明確提出要「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並強化「預期引導」。經濟學家的專業評估如果與官方設定的增長目標（如5%左右）出現嚴重背離，或被認為會「唱衰經濟、動搖市場信心」，就會被視為觸碰政治紅線。
在高善文之前，2024年已經發生兩起經濟學家禁言事件。9月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朱恆鵬在一個私人聊天群發表了對中國經濟疲軟的評論，以及對習近平的批評，受到免職、除名並被正式拘留調查的處分；12月東北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的付鵬直言中國中產階級正在崩塌被迫離職。這兩位的遭遇，均反映出經濟評論的審查標準已從江胡時期的「專業技術討論」演變為習時期的「政治合規審查」。
第二個原因則是審查技術的代際飛躍：90年代和胡溫初期，網際網路監管技術尚不成熟，資訊主要靠傳統媒體和早期論壇傳播，存在天然的時間差和監管盲區。習時期依賴大資料、人工智慧和平臺責任制，採取即時封殺、銷號，使任何「不合時宜」的言論在流出數小時內即可被完全抹除。
第三個原因是習時期厲行主體責任制。對言論者的控制不僅施加直接的行政處罰，更通過行業協會（如中國證券業協會）向券商、基金公司施壓，實行「主體責任制」，要求企業自行解聘發表「不專業、不負責任言論」的分析師。這種層層下壓的機制導致了學術界和金融圈的集體緘默。
綜上所述，在江胡時代，只要言論不上升到「顛覆政權」的政治高度，經濟學者和媒體在專業、技術和地方治理機制層面的批評，處於相對安全的境地。現階段，幾位經濟學家僅僅因為指出技術性的「GDP資料背離」或「市場信心不足」，就遭遇銷號、禁言甚至被判定為「惡意唱衰、危害國家經濟安全」，足以表明習時代的「政治安全」紅線已經全面吞噬了當年的「經濟專業討論灰色空間」。近40年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成就與技術進步，成了加強言禁、維護專制的政治本錢，讓我這位親歷者無法不產生荒誕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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