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最感兴趣的是总结中国历代帝王玩弄权术。（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前言
对于毛泽东（以下简称毛）的评价近年来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论调，那就是毛这个人虽然犯了许多错误，甚至是许多不可宽恕的罪行，但毛“建国”还是有功的。其实“建国”这两个字用得实在有些荒谬，凡是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早在大约四千年之前的夏代中华民族就已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国家，毛所建立的不过是一个新的政权——中共国而已。所以“毛泽东建国有功”准确地说应改为“毛泽东建政有功”，对这一点早已有许多有识之士论述过，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看一个人、一个政党在建立一个新政权时，有功还是有过、甚至是有罪，就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观察分析。
第一个方面是看建立这个政权的动机、目的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第二个方面是看其建政的过程与手段是否合理合法、是否光明正大、是否符合人类公认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准则；第三个方面是看这个政权建立之后，是否推动了这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文明与进步。
毛的帝王梦和玩弄权术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毛和他的中共帮伙们在中国从事共产革命建立新政权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列宁、斯大林在苏俄建立的苏维埃模式的共产极权政权。这个政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剥夺一切私有生产资料和私有财产建立公有制经济为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
马克思坐在伦敦大英帝国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心安理得地喝着恩格斯从他自己的工厂里的工人们那里（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剥削来的工人们的血汗；以及他的贵族出身的夫人燕妮小姐，从她的贵族家族那里继承来的工人农民们的“剩余价值”（按照马克思自已关于只有工人和农民的具体劳动才能创造社会财富和剩余价的理论，马克思本人从未从事过任何创造社会财富和剩余价值的工作或劳动，只有偶尔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几篇宣扬他那共产主义空想的文章为他带来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收入）；享用着被他称之为“腐朽、没落必将走向死亡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闻自由通过报章、杂志和图书馆提供给他的无尽资料；带着极端的偏见，从这些资料中选取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贵族地主欺压剥削农民的典型事例，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端加以普遍化、绝对化，从而创造出来的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生产资料和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主义为全世界处于饥寒交迫状况下的劳苦大众，和身处腐败、落后社会又救国无门的知识份子和社会精英们描绘了一幅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的极具诱惑力的美好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虚无飘渺的远景。
这一极具诱惑力的美好社会远景，成功地、大大地淡化了人们对实现这一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所采取的残暴手段，以及实现的过程将对人类社会和文明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的思考和恐惧。
2013年5月1日的五一劳动节，在德国柏林，一些左翼的共产党支持者举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肖像游行。（图片来源：Sean Gallup/Getty Images）
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诞生（十九世纪中）到整个二十世纪的一百数十年中，凡试图按照这一理论改造社会的许多尝试，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从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建立的苏联、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到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北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古巴共和国、红色高棉（自称“民主柬埔寨”）、老挝等，无一不是给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社会的倒退、文化毁灭、道德论丧、人性泯灭、心灵恐惧，以及民众的大量死亡和其他无穷无尽的深重灾难。目前除中国大陆、北朝鲜和古巴仍在不顾民众死活地苟延残喘之外，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这说明中国早期的那些共产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达……等，以及后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投身共产革命的知识份子和热血青年，他们当中有许多是怀抱救国救民的理想，在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宣传蛊惑和金钱支持之下，误认为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他们的动机虽高尚，但目的和道路都已被历史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而毛泽东与这些人不同，他投身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救国救民、更不是为了实现什么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是利用这个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十分时髦又极具蛊惑力的共产主义运动来实现他内心的帝王梦。
实际上毛对马列主义并没有什么兴趣，甚至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这从他在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时填的一首词：《西江月.秋收起义一九二七年》中便可看出。他在这首词中的前两句写道：“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在这里毛连共产党党旗的徽记都搞不清，把镰刀斧头当作镰刀鎚子。
即使在后来他担任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以后，他也从来没有认真研读过他所宣扬的马列主义的任何经典著作。他后来的许多讲话和写作中引用的马列主义理论和原文，都是熟读马列经典著作的陈伯达和毛的秘书们为毛提供的。
毛出生于中国内地湖南省湘潭县一个闭塞的小山村——韶山冲。其父是一个自私、尖酸、刻薄的小土财主，毛的性格深受其父的影响，毛从小接受的是四书五经之类的教育。即使后来到长沙求学，接受较为现代的教育，毛仍对现代的自然科学、世界历史和现代的民主政治丝毫不感兴趣。仍然专注于中国的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
毛一生最感兴趣的是总结中国历代帝王玩弄权术、驾驭臣民经验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监》这两部书。一直到死毛都把这两部书放在他那放满陈腐的线装书的大床的床头，以便随时查阅，从中吸取玩弄权术的知识、经验和灵感。
在早期的四书五经封建教育，和后来中国的古典文学以及中国历代帝王统治权术历史的熏陶之下，在毛的思想深处逐渐滋生出了一种想当封建帝王的思想。
早在一九一零年秋，毛还在湘乡东山小学求学时，就在一首改写前人的《咏蛙》诗中写到：闲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其帝王思想已跃然诗中；在一九二五年秋，毛在他填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长沙一九二五年秋》中写有“怅寥廓，问苍茫大地，准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候。”这样的词句；一九三六年二月毛在他填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雪》中写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已，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些词句中无不流露出毛的封建帝王思想。
毛的帝王思想在延安与丁玲的谈话中也暴露无遗。毛在与丁玲的谈话中把延安比做一个小朝庭，把他的手下封的封宰相、封的封大臣，还要把丁玲封为妃子（详：《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别了莎菲》一文中记录的在延安毛与丁玲的谈话内容）。
到一九四九年当毛和他的党中央刚从西柏坡迁入北京，毛和他的手下们一起游故宫时，在太和殿毛坐在皇帝的龙椅上对同行的人说：“我今后就在这里办公”（大意如此，原话己记不太准了）因为同行的人都知道“皇帝”这个名称在中国太臭，毛在太和殿办公、坐龙椅岂不成了名符其实的“皇帝”？这必将召致全国人民的反对。在手下人的劝阻之下，毛才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打算，改在中南海的丰泽园办公。
还是在延安时代，一次毛问他的俄文翻泽师哲：总统与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政治学的观点向毛解释了一番，不料毛听后哈哈大笑，对师哲说：“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九五O年毛在送给他审定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稿件上，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这一条。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皇帝才可以称做万岁，此时毛已把自己当作是中国的皇帝了。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毛参加共产革命建立新政权的目的是披着极具诱惑力的共产主义的外衣，以实现自己打江山、坐天下的帝王梦，使自己成为现代的“毛始皇”，以建立千秋万代的毛氏王朝（这从毛晚年打算他死后先把“皇位”即党中央主席先传给江青，再由江青传给毛的侄儿毛远新这一安排便可看出）。所以说毛和中共建政的目的和动机都是与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相违背的，是反动的、错误的。
不择手段打江山 土匪都不齿
再看毛和中共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途径来实现他打天下、坐江山的帝王梦的。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带着他的残兵败将投靠在井岗山占山为王的袁文才、王佐的土匪部队。站稳脚跟后，马上找借口把袁、王二人杀害。
当朱德、彭德怀先后带领南昌“起义”和平江“起义”的残部到井岗山与毛汇合之后，因朱、彭所率部队都是能打仗的正规军，人数也比毛所率领的以农民赤卫队为主的乌合之众要多。毛通过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和领导的方式对朱、彭进行打压、排挤，最终把军队的领导权掌控在自己手里。
由于毛当时虽然还不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但在井岗山和后来的中央苏区毛是总前委的最高领导人。毛的专权、喜欢玩弄权术和心狠手辣招致许多人对他的不满。于是毛便以“肃反”和“肃AB团”的名义，首先对敢于直接批评毛和对毛不满的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干部甚至普通党员和士兵进行大屠杀。这股以“肃反”和“肃AB团”的名义进行的大屠杀风，很快便刮到了全国其他苏区，据统计在这场大屠杀中，全国各苏区总共杀了约十万人。难怪中共元老之一的薄一波在谈到此类事时说：“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比死在国民党手中的共产党员多得多。”
此事毛应付主要责任。当时中共中央曾派出一个三人小组专门调查此事，三人小组中的顾作霖当面斥责毛：“毛泽东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毛对同志的屠杀、专权、玩弄权术和不择手段，虽招致中共中央和苏区党政军绝大部分干部和群众的不满。但毛的冷酷、凶残、狡诈和不择手段却赢得了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赏识。斯对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说：毛这个人能成事。
毛有了这个后台，尽管毛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所作所为，召致从中共中央到苏区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的普遍不满。但依靠共产国际领导，并提供金钱和武器的中共中央谁也奈何不了毛。相反毛通过恐怖手断，依靠共产国际背后的支持，不断巩固和提高了自己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不过由于毛的冷酷、凶残、狡诈和不择手段在党内、军内引起了对毛的恐惧和不满，所以尽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从一九二七年上井岗山起，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中共遵义会议前，毛一直未能成为中共的最高层领导人。
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共遵义会议上，一方面由于党内、军内对以王明、博古和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红军由江西一路败退到贵州的不满；同时红军又面临生死存亡的险境。此时毛在井岗山、江西苏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以及毛的冷酷、凶残、狡诈和不择手段虽然令人反感，但在这关系中共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些却成了有可能使红军脱离绝境起死回生的“宝贵”资源。所以毛在遵义会议上被选进中共政治局常委，并进入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三人小组（另一人为王稼祥）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张闻天接替博古被选为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
在以后的“长征”和到达陕北之后，毛玩弄权术发动“整风运动”、“抢救运动”拉拢王稼祥、康生、刘少奇、林彪……等人打击、中伤王明、博古、张国焘、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和一大批怀着美好共产主义理想投奔延安的有独立见解、敢于对毛和中共持批判态度的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毛不惜采取无情批判斗争、关押、毒害直至酷刑、残杀等方式加以无情迫害。
在毛通过这种“整风运动”、“抢救运动”造成的在党内、军内从上到下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中，毛反客为主，使自己攫取了中共政治军事上的实际最高领导权。
直到一九四五年中共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上，毛在刘少奇、康生、王稼祥、陈云、林彪……等的吹捧、拥戴之下，经那些在“整风运动”、“抢救运动”中被吓破了胆的中共七大”代表的“一致”通过，才“正式”成为中共名义上和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至此毛为实现他的帝王梦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毛为了实现其要当帝王的梦想，毛和中共不顾当时中国面临列强特别是日本、苏俄侵略、欺压和国内军阀割据、土匪横行、民不聊生这种危急局面。在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俄）的怂恿和金钱支持之下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开始，在全国多处地方鼓动民众（主要是农村无业游民）发起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形成武装割据。毛和中共当时除了发动依靠士兵之外，主要是发动依靠农村、城镇里那些地痞、流氓、懒汉和光棍（农村里把那些靠敲诈勒索为生的无赖称作光棍）毛把这些社会渣滓视为其“共产革命”的主要依靠对象。
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想起与岳父的一次谈话，有次岳父来我家小住，因岳父的老家汨罗市新市镇（汨罗市原属湘阴县，一九六六年从湘阴县划出成立汨罗县后改为汨罗市）以前也搞过苏维埃、赤卫队。我开玩笑地对岳父说：“您那时为何没有参加苏维埃和赤卫队？如果参加了，又没有死，到现在至少也是个师长、军长或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不料岳父听后立即正色对我说：“你把我当作什么人？我们老实本分的作田人（岳父的乡下把种田叫作田），哪里会去参加什么苏维埃、赤卫队？只有乡里的那些懒汉、二流子才会去搞这种事。”由此可见毛和中共当时依靠的都是些什么人，毛把这些人称作“农村无产阶级”是毛和中共建政过程中和建政后依靠的主要对象。
毛和中共为了利诱、胁迫农民参加苏维埃、赤卫队和红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就把从商人、地主、富农、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官员家属那里劫夺来的财富除自己留下的之外，都强制分给农民和城市贫民，哪个不要，便是同情反革命，立即会招来横祸。同时又胁迫农民和城市贫民都要亲自动手参与对商人、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官员家属的斗争、迫害、殴打和残杀。这些被胁迫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因害怕国民党军队打过来时遭到报复，只好离开父母或抛妻别子参加中共、参加红军去为毛和中共打江山。毛和中共就是用这种制造仇恨和惨无人道的胁迫手段来扩大红军和发展自己的势力的。
这种方式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破是极其严重的。笔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生计曾到湖南浏阳与江西铜鼓（这都是当年毛和中共闹革命的地方）交界处修公路，因想把户口迁到浏阳官渡深山里一个叫陈坑的、只有七个人的生产队去（此事后因当局严禁农民迁徙而告吹），在深山里走了好几十里被一人多高的冬茅草掩没的山路。在那种荒无人迹的深山老林里，居然每隔三里或五里便可见到一个盖着青瓦的茶亭。这是从前有钱人家做善事，出钱在路边修建的，免费供路人歇凉、喝茶解渴的处所，足见从前这条路并不如现在这样荒凉。
我回到工地后，问一位在浏阳一带打工流浪多年的宁乡民工（他曾在那一带的深山里以焼炭谋生）张某，为何山里人烟那么稀少？那么荒凉的路上为何每隔三五里就有一座荒废了的茶亭？张某告诉我：“这算什么，我在山里还见过不少一个人都没有的废弃的村庄哩！”张某对其中原因也不甚了了。
后来我向我的房东六十多岁的陈爹打听后才知道，原来毛和中共在当地闹革命时，每占领一个地方就胁迫当地农民杀一批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官员的家属、瓜分了他们的财产。到国民党打过来时，又把那些手上有血债的农民和红军的家属杀了一些，如此反复多次之后，剩下那些没有被杀的农民也被吓得逃到外地谋生去了。这样就剩下了这些空无一人的被废弃的村庄。
从毛和中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在湘贑两省交界处进行共产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割据时，对当地农村社会所造成的惨重破坏，到我上世纪一九七三年秋季到那里所看到、听到的情况表明：虽然历经四十年右右漫长的时间，毛和中共所采用的共产革命的手段对当地社会所造成的惨重破坏都还没有被恢复过来。
毛和中共及红军打着北上抗日的幌子到达陕北刘志丹、高岗、谢子长……等创建的根据地后，毛重施上井岗山时对付袁文才、王佐的故技，喧宾夺主，夺取了陕北根据地的领导权。由于刘志丹在陕北极孚众望，成为毛心头大患。毛以扩大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东征的名义，命刘率部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与山西军阀阎锡山所部作战。不久刘就不明不白地“战死”在山西。对于刘的死，现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毛借刀杀人（借阎锡山之力将刘杀害）；有的说是遭毛派人暗算（因致刘于死地的子弹是从他背后打进去的）。
毛和中共打着抗日的招牌到达陕北后，不但未履行其向全国发表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诺言，毛反而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对毛和中共夺取江山有利、可以利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牵制国民政府围剿陕北红军的兵力。
毛泽东、蒋介石于重庆谈判。（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与此同时毛和中共不顾东北沦亡、华北危急的险恶时局，利用反动军阀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阴暗心里，蛊惑、怂恿张、杨二人打着逼蒋抗日的招牌，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日十二日发动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至今仍未穷尽的深重灾难的“西安事变”。
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被迫答应停止剿共，国共联合抗日。这一事变使濒临灭亡的中共得以苟延残喘，并利用抗日战争的机会，假抗日真发展，最终夺取中国大陆的政权。
毛和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不打日、伪，专门发展壮大自己，使毛和中共的军队从一九三五年到达陕北时的不足万人（此外，还有刘志丹等的陕北红军一万余人），发展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的一百二十余万正规军另有一百数十万民兵、游击队，为中共以后打江山和毛实现其帝王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抗日战争期间，也就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和中共为他们打天下、坐江山夺取全国政权的一己一党的私利，居然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不仅消极抗日与日伪政权勾结，彼此暗通款曲，向日伪出卖国民政府军事情报。甚至多次从背后袭击国民政府的抗日武装，大肆收编土匪部队和敌后抗日武装力量以扩大自己的实力。
毛在抗战期间在延安多次告诫他的同志们：“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军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在毛的这种卑鄙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共所属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游而不击，一味扩大地盘、扩大武装实力。在整个八年抗战中，毛和中共领导的军队从来没有和日军打过一场像样的战斗。就连被中共大肆吹嘘的所谓一举歼灭日军一千余人的“平型关大捷”，也不过是林彪所率八路军115师利用阎锡山指挥的国军与日寇在平型关一带激战的机会，在赵家峪伏击了日军一支四百余人的辎重部队。据日本战史记载，在赵家峪的战斗中日军仅战死167人、伤94人。
另一被中共大肆吹嘘打死打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的“百团大战”。据日本战史记载，在这一战役中日军战死302人、战伤1719人、伪军伤亡1202人。就是这样一场时间虽长，但规模却不大的战役，还多次受到毛的批评，认为暴露了实力、招致了中共武装的损失。此后毛和中共就连这样规模的战斗都再也没有和日军打过。
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就更差。据一九九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个系列记录片（主要是记录采访原新四军当时还健在的老干部的实况）报导，当时采访了一位原新四军的老干部，这位老干部非常“自豪”地对记者说，他所在的部队有一次与日伪军打了一个“大仗”。共打死日军二十四名、伪军一百二十余名，他对记者说这是新四军在江南与日伪军打的最大的一场战斗。这三场战斗就是自吹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毛和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伪军打的最大的战斗。
毛为了实现自己打天下，坐江山的帝王梦，为了保存和扩大毛和中共的实力，借助日军削弱国军的实力，以便战后从国民政府手中夺取政权，毛竟指示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与汪伪政权和日寇暗中勾结。饶指派潘汉年、杨帆去南京、上海与汪伪和日寇特务机关联系。双方商定彼此互不攻击对方、双方交换有关国军的军事情报。毛和中共为了夺取政权不惜充当卖国贼和汉奸（因饶、潘、杨三人知晓毛和中共的汉奸行径，毛为防止其汉奸行为暴露，“解放”后不久便以高饶反党集团为借口，把他们三个关进秦城监狱，饶、潘被折磨致死，杨虽熬到改革开放后才被释放出狱，但也已精神失常）。
由于毛和中共不抗日，反而多次背后袭击抗日的国民政府军队，被国民政府断绝了经济来源。毛和中共为了维持他们自己和军队的开支，除了在“边区”加强对民众（主要是农民）的横征暴敛，导致边区民众怨声载道[注：1]之外，竟然在国难当头、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在边区大力种植祸国殃民的鸦片（中共为欺骗国内民众和外国友人美其名为“大生产运动”）大量运往国统区和沦陷区销售。祸害那里的民众，以此来换取维持边区政府、扩大武装和根据地所需之经费[注：2]。毛和中共为一己一党之私利不择手段居然到这种连土匪都不齿的地步。
抗战胜利前夕的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和中共就制定了抗战胜利后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到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毛和中共立即命令它那在“敌后根据地”游而不击、以扩充实力为己任、从未正式抵抗过日伪军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迅速出动在日伪占领区抢占地盘，收编日伪军扩大实力和势力范围。
到抗战胜利初，毛和中共迫于国内民众和舆论反对内战和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和压力，不得不装出赞成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姿态，以骗取国内外人士的支持与同情，毛不得已亲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毛临赴重庆之前交待他在全国各地的部下挑起内战制造磨擦。毛对他的部下说：“你们打得越好（指与国民政府军队之间的战斗），我在重庆就越安全。”
毛和中共利用和谈作掩护，为大规模内战作准备，命令在江南华东一带的中共军队日夜兼程迅速赶往东北，从占领东北的苏军手中接管城市、乡村，接受苏军缴获的大量日军装备，收编日伪军和土匪部队。又通过“土改”脋迫、蒙骗大批农民参军。这样林彪率领出关的中共军队很快便从十几万人扩大到一百二十余万人（据新近解宻的资料表明：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在东北收编了四十余万训练有素的伪军，另有十万日军编入了第四野战军的战斗序列，苏军还向第四野战军移交了可装备六十万人的日军装备）。与此同时，毛和中共极其狡诈地利用国民政府的新闻、舆论自由（尽管是有限度的，但与中共建政后对新闻舆论的严格控制相比，可以说是非常自由了）颠倒黑白、捏造事实、掩盖真相、制造假象反而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国民政府的头上，并对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抹黑。
大规模内战爆发后，毛和中共打着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反独裁、反专制的幌子，成功地掩盖毛和中共的凶残、狡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独裁、专制、蔑视个人生命的真实面目。巧妙利用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青年学生对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向往，和对国民政府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的不满，通过宣传鼓动挑起各界人士对国民政府的不满骗得了民心。
在所谓的“解放战争”初期毛和中共为了弥补在武器装备上的不足不惜采取惨无人性的“人海战术”，以牺牲大量中共士兵的生命来赢得战争的胜利。更有甚者是毛和中共为了取得胜利夺取政权，有时竟驱赶平民百姓为其军队打头阵挡子弹。在前台湾立法院长梁肃戎的回忆录第三章提到四平之战时，他写到：“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共军三度进攻四平，计有五波攻势。这次共军发动人海战术，把老百姓组成队伍，一波一波往前赶，打得老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国军再也不忍心打下去，共军则踏着老百姓的尸体攻进四平。”
国民党将领胡琏在提到毛和中共的人海战术时说：“当年我在沂蒙山区与共军作战，亲眼见他们驱使老百姓带两个手榴弹来冲锋，我守军用机枪扫射，眼见死去的都是老百姓，自然不忍心打下去，此时共军的正规军就上来了。”“我知道人海战术，但我们能用吗？我们宁可认输。”就连一向偏袒中共、批评国民政府最猛烈的大公报主编、知名报人王云五在《可耻的长春之战》一文中痛斥毛和中共军队：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地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实已到伤天害理的程度。
就连毛和中共军队自己也不否认这种驱使徒手百姓为前锋的人海战术。著名旅美学者辛灏年先生曾提到他从中共济南军区一名退役军官那里听到的，在孟良崮战役中，毛和中共的军队使用人海战术的情况：当时中共军队向孟良崮山坡发起第一次冲锋，国军射出子弹后才倏然一惊，发现最前面的居然是一群老头、老太太（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国军遂停止了射击。随后共军发起了第二次冲锋，这次打头阵的竟然是一群孩子（地、富子女），国军只好又把枪放下去了，中共军队借机上冲被国军打败。第三次冲在前面的是一片白被单，国军正要开枪时，白被单没有了，全是赤身裸体的青年妇女（地主富农的女儿媳妇们）。国军把枪一扔，这仗可怎么打啊？就靠这种卑劣无耻、丧尽天良的战术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
毛和中共的军队在围困长春的一百五十余天时间内，为了造成长春市民与国军争粮的局面，以迫使国军投降。毛竟批准林彪……等四野领导人提出的严禁粮食、燃料进城；不准一个百姓出城，把濒临饿死的数十万长春市民堵在城内，以消耗守军的粮食的作战方针，以造成部分国军倒戈，共军趁机攻克长春。此役造成数以十万计的长春市民饿死。据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一书中保守的估计，因共军的围困和阻截市民离城逃生而饿死的长春市民，至少也有三十万人，不低于南京大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
在毛和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士兵、百姓的生命如同草芥。毛和中共把他们当作打天下坐江山实现共党夺取政权、毛实现其帝王梦的工具。因此毫无顾忌地采用丧尽天良的人海战术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为了弥补人海战术造成的土兵和下级军官的大量死伤，毛和中共在“解放”区大力开展惨无人道的土改运动。在农村挑动、制造农民与地主富农之间的仇恨。强迫、诱骗农民瓜分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甚至妻女，对地主富农进行斗争、辱骂、施以酷刑直至残杀。
中共利用农民们害怕国民政府打过来要找他们算帐的恐惧心理，以保卫胜利果实为口号，诱迫大量农民参军（其中包括许多地、富子弟，他们为改善毛和中共带给他们自己和家人的悲惨处境，也不得不参加中共的军队）充当毛和中共人海战术的炮灰。
不仅如此，毛和中共早期的武装割据还造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混乱、停滞与落后、促使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败逃到陕北后，为了分散国民政府剿共的兵力以挽救其濒临灭亡的命运。打着抗日救亡的冠冕堂皇的口号，挑动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军人的仇日情绪，促使中日间全面战争在国民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准备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便仓促展开。造成三千多万中国军民的伤亡（这场战争给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造成的巨大损失更是无法估量的）。
毛和中共从一九二七年前后在全国开展非法的暴力武装夺权开始，到一九四九年成动夺取大陆政权的二十二年时间内，毛和中共内部自相残杀致死的、在农村挑动农民与地富之间的仇恨相互残杀致死的（主要是地富份子、国民政府党政军人员及其家属）、十年内战国共双方战死的士兵及无辜死亡的百姓、三年“解放”战争国共双方战死的士兵及无辜死亡的百姓至少也在一千万人以上[注：3]。
以毛为首的中共就是通过上面这些手段实现了他们打天下坐江山的美梦，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也顺利实现了其想当封建帝王的梦想，成了中国国土上挂着人民共和招牌的新一代货真价实的封建帝王。
由此看来以毛为首的中共夺取政权建政的手段是极其阴险狡诈、卑鄙无耻、丧尽天良、残忍毒辣、不择手段，违背了人类公认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更谈不上合理合法、光明正大。毛和中共建政的手段和途径给中华民族、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无比惨重的损失。
（2016年６月４日完成于望春轩）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注：1]陕甘宁边区向农民征收的公粮数量从一九三七年的13859担增加到一九四一年的200000担，四年之间增加了14.43倍。征粮过度，农民不堪重负，毛和中共住往只能通过强制和暴力来达到目的，因此而逼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搞得边区民众怨声载道。一次雷雨中边区某县长被雷霹死，有农民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边区政府的农业税（主要是公粮）跟国民党政府区比并不轻，有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宾全家四口，收粗粮五担，须出公粮四担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不够交公粮”。毛和中共利用抗日的时机疯狂扩张党政机构和军队除搞得边区民众不堪重负、民不聊生之外还造成物价飞涨。一九四四年与刚到陕北不久的一九三七年相比盐涨了二千一百三十一倍，火柴涨了二万五千倍，食油涨了二千二百五十倍，棉花涨了六千七百五十倍。
[注：2]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毛担心从苏联得到的财政援助可能会断绝。毛和中共不顾鸦片对国人精神上肉体上将造成的巨大伤害，居然在边区大力开展鸦片种植。为掩人耳目把鸦片称之为“特货”、又在鸦片种植区的四周种上高大的玉米高梁加以遮蔽。据苏联人一九四三年估算中共共卖出了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公斤鸦片，价值二十四亿法币（当时中国的法定货币）。毛和中共靠祸国殃民的鸦片富了，边区的小朝庭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不包括边区的老百姓）到一九四四年因种植的鸦片过剩才停止了鸦片种植。
[注：3]：据解放军原来宣称一、二次国内革命戦争共消灭国民党军850万人，最近又修正为1000余万人，按照当局一贯的宣传方式这数字肯定有不少水分，而且其中应还包括负伤、被俘、起义、打散的国军数字，这些人至少占被“消灭”总数的一半左右即500万左右是国军方面战死的。按照通常战胜方的死亡概率：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即30％，考量到一次国共内战时和二次国共内战的前两三年国军在武器装备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共方自称：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再加上共军面对国军的武器优势采用的是惨无人道的“人海战术”。以致一个地方被共军攻占下来共军与国军的伤亡相当，甚至大大超过国军的伤亡。考虑到这些因素在打死国军500万人的同时共军自已战死的至少也应在300万人左右。再加上共党内斗互相残杀致死的，双方有意无意杀害的无辜民众至少也在300万人左右。所以说国共双方一、二次内战总共造成1000万人以上死亡是较接近事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