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而生（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6年7月14日讯】我出生在七零年代中国农村，小时候生活异常艰苦，每天都跟着父母，在泥地里辛勤劳作。我的母亲非常乐观，她总是一边干活，一边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那欢快的歌声，总能将我的疲倦一扫而光，使我觉得，生活在中国，真是一件值得偷着乐的事情。直到2018年，我女儿因为接种疫苗患上血癌，才让我逐渐发现，中国共产党，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2018年夏天，当吉林长春长生假疫苗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的女儿，也因为接种上海生物的水痘疫苗而患上了血癌。三次鉴定，都认定我女儿生病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根据《上海市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的第五条，上海政府和疫苗企业理应承担包括“补偿、医疗康复、入学就业、残疾照顾和生活救助”等处置工作。但中共政府拒绝履行义务。并在我尝试保护我女儿的合法权益的时候，多次对我进行绑架、殴打和非法拘禁。所有这些都没有任何法律程序。
中共政府首先无视法条内容，提出由企业给予一笔补偿金，从此我们便不能以任何理由再去找政府和企业的一次性补偿方案。可这笔补偿金连医疗费都没有，我断然拒绝。我要求上海卫健委履行“医疗康复”的义务。上海卫健委说这不是他们的义务。我拿出政府的信息公开，里面白纸黑字表明“医疗康复”就是他们的责任。上海市卫健委便开始胡说八道，他们说：“‘医疗康复’是指我在就医过程中遇到不懂的问题，他们可以提供指导”。我要求他们拿出政策解读依据，他们置之不理。我质问“医疗费”谁承担？他们置若罔闻。我指责他们行政不作为，他们理直气壮地说：“你要是不满意，可以去起诉！”我向法院诉上海卫健委行政不作为。法院拒绝立案，并拒绝出具《不予立案裁定书》。我说法院不出具《不予立案裁定书》我就不走，法官直接叫来法警，将我赶出了法院。
我再次要求政府履责，政府让我去起诉企业。我说这不是企业的责任，政府说有纠纷，找法！他们威胁说如果我继续胡搅蛮缠，将涉嫌寻衅滋事。共产党颠倒黑白的本事真是练得炉火纯青，他们自己拒不履责，反而指责别人寻衅滋事，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没有办法，枪炮都在他们手里，老百姓能有什么办法？迫于无奈，我以疫苗侵犯了我女儿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为由，将疫苗企业告上法庭。法院一审、二审都驳回了我的起诉，法院说“疫苗接种异常反应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应该由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去解决”。我拿着裁决第三次找到政府，政府说法院判错了，让我去申请再审……。政府和法院相互踢皮球，谁也不管我们的死活。而疫苗企业更是靠着政府的庇护，说出了：“我们有钱，我们也想帮你，但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做我们就违法了”这样恬不知耻的言论。
既然法律保护不了我的权益，那就让社会来评判。我申请游行示威，浦东公安拒绝了我的申请，我向中国公安部投诉，公安部将投诉又踢回给浦东公安。浦东公安气急败坏，警告我不要再申请和投诉，否则后果自负；他们甚至理直气壮的说：“中国人是没有游行示威权，《游行示威法》也只是拿来糊弄那些欧美人的”。面对这种赤裸裸的威胁和无耻的行径，我只能作罢。既然官方道路走不通，那就走自媒体，我开始在微博上发文章。我的《拿什么来保护你，我的女儿》一文，三天阅读量破200万。可我还来不及高兴，我的文章就被删除了，紧接着对我限流，最后封号。中共在捂老百姓的眼睛和嘴巴上，早就轻车熟路了！
老百姓状告无门，摆在我脚下的就只有上访了。可正是因为上访，才让我真正见识到共产党的邪恶，体会到共产党的残忍。邪恶的事就是共产党设计了很多套路，目的就是走自己的路，让老百姓无路可走。比如信访，我将上海卫健委的不作为，投诉到国家信访局，国家信访局将我的信访件打回到上海卫健委。上海卫健委恬不知耻的在答复里将自己狠狠的夸了一番，对于我在信访件里提出的不公，只字不提。他们既不给出政策解读的依据，也不回答医疗费的来源。更荒谬的是，信访系统没有人关注这个答复是否合理？而其它信访也一样，最后的结果是向公安投诉公安，向法院投诉法院。这种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制度，是万恶的共产党故意设计的制度陷阱。它不可能公平公正，人民也不会满意。这不上海信访答复满意率不足3成，但当我将人民对上海信访不满投诉到国家信访局，结果上海信访的满意率在第二天就变成了99%，真是天下奇观！这种集体造假和作秀，真是令人作呕！
信访没有解决我的问题，但让我成了需要被解决的人。从此，中共政府对我家进行了长期的、有组织的迫害。他们全方位监视我们家庭，并跟踪我们的外出，连我女儿上学都不放过。他们肆意绑架、殴打、传唤和拘禁我，并在传唤的过程中多次虐待我，非常残忍。以下两件事足见一斑。
2020年10月，我在北京乞讨，乞讨前我咨询了北京的12345和12348，他们都说在北京乞讨是合法的。可我乞讨不到20分钟，一队警察将我扑倒在地，反铐双手带回了派出所，转身就交给了上海驻京办。上海驻京办工作人员在中巴车上对我进行了围殴，他们一个人在从身后用胳膊勒住脖子，其它人对我拳打脚踢，打到我不能动弹为止。随后他们将我押回上海，关进了浦东看守所。期间我因肋骨剧痛，多次请求医疗帮助，但均被拒绝。
看守所环境非常恶劣。不到30平米的监室最多关押了56个人。没有地方睡觉，大家只能头脚相错，侧身而眠，想翻身几乎不可能。就算这样，每晚依然有人需要站着值班，因为实在睡不下。监室内疫病横行，我在第三天就感染了感冒，高烧让我头疼欲裂；咳嗽时肌肉牵扯着受伤的肋骨，发出钻心的疼痛。可看守所拒绝给我提供药物，他们说只有快死的人才配得到药物。但快死的人真的能得到药物吗？我们牢头告诉我，他在一年半内亲眼见过两个人死在看守所，其中一个仅仅是因为20多天无法排便。所以中共治下的看守所，总有人莫名其妙地死亡，中共说是突发疾病，你无法想象他们其实是被虐待致死。我每天都被迫进行长时无聊而痛苦的静坐，臀部长出了厚厚的茧。看守所剥夺了我们的放风机会，没有理由。我的羁押时间也被延长到三十天，然后被强制取保候审一年。在监控遍地的今天，一个乞讨要侦察一年？中共唯一的目的就是打击你，让你害怕。明白共产党不把人当人，我知道抗争没有意义。我逼着自己吃下那些发臭的食物，多喝水让自己尽快康复。因为我知道我的妻子，她既要面对血汗工厂“华为”的刁难，还要照顾病重的孩子,更要面对公安的骚扰和威胁。我必须尽快出去，我担心她撑不住。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完全正确，当我从看守所出来，我的妻子体重轻了六公斤，已经是形销骨立。我无法想象如果我再晚些出来，她会不会崩溃？我的妻子告诉我，在我被关起来后，孩子感冒病危，她恳求政府放我出来照顾孩子，但被无情的拒绝了。我们都知道，血液病患者的感冒是致命的。所以在共产党眼里，人命无关紧要。在取保候审期间，共产党又多次拒绝我带孩子外出求医的请求。再一次证明在共产党眼里，人民的生命真的一文不值！
2021年11月，我解除取保候审，我带着女儿的病历本，去北京问诊。在火车上就不断遭到骚扰，但大庭广众之下他们还相对收敛。火车进入北京南站，他们便对我实施了暴力绑架。绑架的过程中还试图用“碰瓷”来诬陷我，就是有一个黑衣人抓住我的胳膊，试图抢夺我正在录像的手机，我顺手一甩，他就像被高速卡车撞了一样向后面飞去，边飞边喊“你怎么打人？你怎么打人？”我说:”你别碰瓷，这手机还录着呢！”他只好悻悻的站起来。警察见碰瓷失败，便一拥而上，抢走我的手机，把我拽向一辆中巴车。我一边挣扎，一边大呼“救命”，但周围人群的冷漠和麻木，让我仿佛又看到了百年前鲁迅笔下的那群看客。在快被拉入中巴车的时候，我用力撑在车框上，他们见拉不进去，便殴打我，拳头像雨点般落在我的头上、背上，我支撑不住，被他们拉入车内。
上车的第一时间，我把手表里的SD卡取了出来，藏进了袜子里。因为我知道手机肯定会被抢，所以我的手机录像只是个幌子，真正录像的设备是手表。果不其然，警察抢走了我的手机，一个多月后才归还给我，归还前做了恢复出厂设置。我被押回上海，囚禁在一个“黑监狱”内。政府一次次撕毁释放我的口头承诺，让我害怕像上次一样被长期拘禁，于是我决定越狱。经过了努力，我终于在一个深夜破窗而逃。上海警方立刻对我进行全城大追捕，他们闯入我家，发现我不在，便留下一队人马蹲守在我家门口，第二队人马沿街巡逻，第三队人马通过天眼系统，追查我逃亡路线，第四队人马找到我的工作单位，让单位逼我现身。而我在逃亡途中，将警察绑架我的视频发到微信群里，向群友求救。一时间公安部收到了很多投诉电话。公安部见群情激愤，便叫停了上海的抓捕行动，并承诺让北京的铁路稽察对这次事件进行调查。于是，在我越狱三周后，上海公安撤销了对我的追捕，而我回到家的第二天，公司和我结束了劳动合同。从此，我失去了我心爱的工作，也失去赖以生存的依靠。
公安部的调查结论，自然是公安合规合法。对于共产党的指鹿为马，我已经见怪不怪了，我没提其它要求，只要求他们公开民警的执法录像，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公安部拒绝公开。我将公安部起诉到法院，法院蛇鼠一窝，驳回起诉。他们说我去北京看病是信访有关，说我申请信息公开也是信访有关，说我去北京立案也是信访相关。我突然才发现这是共产党设计信访制度的第二个目的，剥夺人民的诉权。只要你曾经信访过，共党就可以指鹿为马，把你的一切都归结为信访，然后剥夺你的法律援助权。信访的另一个目的是充当情绪缓冲垫，一个信访人员怒气冲冲，信访办人员和颜悦色聆听他的哭诉，把遭遇倾述完后，怒气往往也消了一半。然后工作人员再装模作样说会向上级汇报，人民就从怒气冲冲转为满心期待了。至于解决百姓困难，那是不存在的。但他们有话术来蒙骗百姓，什么领导很忙来不及处理，什么自己权力太小无法决定领导的想法，实在不行就跟着受害人一起骂那些不做人事的领导。最后信访人在一次次希望和失望之中耗尽了精力，大部分就放弃维权了，这是他们的目的。
如今，妈妈已经老得干不动农活了，可她依然喜欢唱她的“东方红，太阳升……”，虽然她为之奉献了一辈子的国家，压根就没有给她养老，但她依然热爱它。妈妈一辈子活在这样的谎言里，我不忍心戳破；但我不希望我的女儿，一辈子也生活在谎言中，我希望她能感受爱的温暖，我希望她能在阳光下起舞。于是在2025年8月，我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中国，我把这次行动称为“向阳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