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太宗一见寇准,就大吐苦水,说自己饱受“足创”。(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青州是古九州之一,所谓“海岱惟青州”,至宋时,已是东方大都会也。所以能到青州做知州,是美差,是重任。但是一千多年前的一场雨中,身在青州的寇准登楼闲望时,却写下这样的诗句:海上秋添寂寞情,万家烟树暝重城。萧萧细雨遥天暮,独向空楼闻笛声。
读来让人不由感叹,寇准这样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却也是最懂寂寞的人。譬如此时,天色向晚,海雾苍茫,烟雨楼中,寇准一人独坐,凝望远方,耳畔笛声吹怨,诉说着天地间的清旷,与方寸间的寂寥。
好在,这样的日子没有太久。淳化五年(994)九月,寇准被召还,再次回到了帝都。史书上记载了君臣相见的一幕:
准初自青州召还,入见,帝足创甚,自褰衣以示准,且曰:“卿来何缓耶?”
宋太宗一见寇准,就大吐苦水,说自己饱受“足创”之苦,一句“卿来何缓耶?”,像极了一位老父,嗔怪自己的儿子,为何来得这么晚。而对于太宗的发问,寇准的回答也很得体,他说:“臣非召不得至京师。”一问一答间,阔别一年多的距离感拉近了许多。
接着,宋太宗进入正题,问道:“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这一问来得甚是突然。关于皇储人选,大概是皇家最敏感的问题,大臣们对于这样的问题通常是避而不谈,以免被怀疑与哪位皇子暗通款曲。而此前并非没有先例,曾有几位大臣上书请立许王元僖为太子,结果宋太宗大怒,将几人贬放“岭外”,“岭外”相当于今天的两广海南一带,在当时,以中原人的视角看,是荒蛮之地。不出岭外,可以说是外放,是降职,甚至像寇凖被外放青州,还带有历练之意,而贬放岭外,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宋太宗真的生气了。所以,此后没人敢再“妄议”立储之事。而宋太宗一年没见寇凖,才一见面就提出这个不容他人置喙的问题,则宋太宗对寇凖之信任,亦可见一斑矣。
面对太宗迎头一问,寇准这样答道:“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寇准没有直接说出哪位皇子是合适的人选,而是睿智的向太宗进言,立储之事,不能与后宫、近臣商议,陛下要亲自选定一位众望所归的人。言外之意,如果后宫或近臣有所推举,可能是出于一己之私,并非出于公心。
太宗闻言俯首久之,又将左右的人屏退,这时只剩下了他与寇准君臣二人,宋太宗说出心中人选:“襄王可乎?”襄王是宋太宗第三子,赵元侃。对于太宗选定的人,寇准心中也很满意,但是他没有说可,或不可,而是从容奏道:“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寇准用这样的方式,给了宋太宗一个肯定的回答。于是宋太宗不再犹豫,以襄王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第二年,至道元年(995年)八月,正式立为皇太子,更名赵恒,这就是未来的宋真宗。
寇准一回到朝中,就帮宋太宗解决了令他困扰已久的大难题,于是在襄王改封寿王,为开封尹的第三天,寇准也官拜参知政事,再入中枢。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之职。当时的宰相乃是宋初名臣吕蒙正,宋太宗对吕蒙正说:“寇准临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尽心。”可以看出,太宗对寇准是寄以厚望的。大概是担心寇准的性格不易与人相处,宋太宗也叮嘱寇凖,与同僚们“协心同德,事皆从长而行,则上下鲜不济矣。”意思是遇事多从长远考量,与上司下属同心协力,做事情就容易成功。
不过,贬放青州一年多的经历似乎并未让寇准历练“成熟”,重回中枢的寇准还是老样子,奏事切直,常常惹得宋太宗大怒。有这样一段记载,说寇凖“因奏对切直,太宗怒起,准輙挽上衣,留以俟处决,太宗叹息:眞宰相才也。”这样的记载读来让人忍俊不止,“挽上衣”,揪住皇帝的衣襟不放,这种事也只有寇凖这样的“愣头青”才做的出来,而奇妙的是,一向严毅的宋太宗对寇凖的胆大妄为却偏心的喜欢,以至毫不客吝惜的用“真宰相才也”来表达他的赞赏。
对于宋太宗的这份赞赏与信任,寇凖则以直相报,无所顾避。皇太子被正式册立后,按规矩要去拜谒祖庙,在回来的路上,京城百姓空巷观瞻,欢喜雀跃的说:“少年天子也。”这话很快就传到了宋太宗的耳朵里。年纪这东西可以让人变得敏感多疑,宋太宗听到百姓对太子的赞美之辞,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是疑惑,是失落,或是脆弱?这是宋太宗严毅的外表下,不为人知,或者说是不欲为人所知的一面,但是他不介意让寇凖知道。在寇准面前,宋太宗不需要掩饰,“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这样的问话,直接得不能再直接了。寇准一听,马上向宋太宗道贺“此社稷之福也。”其实这只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回答,但是从寇凖口中说出,就有了不一样的效果,宋太宗听的是入心入耳,马上转忧为喜,又回到宫中,把这话讲给后宫的人听,分享这份“社稷之富”给众人,于是宫中之人也都向太宗道贺。这一来,宋太宗的心里就更踏实了,看着众人喜气洋洋的样子,他似乎已经看到了未来的大宋在他儿子的手中变得更加美好,于是他高兴的召寇准宴饮,君臣极醉而罢。
寇准在宋太宗立储的重大关头,可谓是一言定策。以太宗对寇准的依重,不难想见,他必然对寇准还寄予了辅佐新君的厚望。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至道二年(996年)四月的一个傍晚,寇准在回家的路上,所乘的马忽然受惊,寇准差点从马上摔下来。这一幕似乎预示着某种不祥。果然这一年的七月,寇准再次因公事与其他大臣发生矛盾,并被人上奏弹劾。宋太宗本来没有要深加追究的意思,但是,寇准好争辩的老毛病又犯了,非要当廷辩论,宋太宗劝他说“若廷辩,失执政体。”意思是你现在是执政大臣,如果在朝堂上争吵,有失国体。说起来,宋太宗不希望“廷辩”,不想矛盾再激化,也是出于一番保护寇准的好意,但寇准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连宋太宗的话也听不进去,还是力争不已。宋太宗对寇准一路栽培,看护有加,而此时的寇准则像极了一个任性的孩子,令宋太宗非常失望,最后丢出一句:“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于是将寇准罢知邓州,而太宗皇帝则于次年三月驾崩。
远在邓州的寇准接到了太宗驾崩的消息,他向着帝都的方向望去,太宗朝的往事已成追忆,而真宗一朝已经大幕拉开。
(待续)
责任编辑:古风 来源:看中国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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