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卡（图片来源：Pixel-Shot/Adobe stock)
近日，中国安徽省亳州警方宣布破获一起特大电信网络诈骗案，现场缴获的电诈工具令人咋舌：40多万张SIM卡，总重高达45公斤。
45公斤的塑料卡片堆放在一起，构成了当今中国社会极其荒谬的一幕：正是靠着这庞大的“通讯管网”，电诈团伙得以源源不断地拨打诈骗电话、发送钓鱼简讯，将无数普通民众的积蓄蚕食殆尽。
然而，比诈骗本身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40万张卡背后悬而未决的疑问：在号称“全球最严”实名制监控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办一张手机卡被查户口般的审核、人脸识别、限制数量，这40万张能正常通话和接收验证码的手机卡，究竟是怎么穿透层层监管流向黑产的？
更荒唐的是，面对公众的质疑，官方新闻中竟借犯罪嫌疑人之口称：“这些卡是通过回收旧手机拿到的。”
这种说法，简直是对大众智商的肆意践踏与凌辱。
“回收旧手机”推卸责任的拙劣戏码
稍微具备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谁卖旧手机会把还在扣费、正常使用的SIM卡留在里面？退一万步讲，即便有极少数疏忽大意者忘记拔卡，二手商家收到的也绝大多数是已停机或被销号的废卡。
要凑齐40万张依然具备通讯功能、可被黑产直接使用的活卡，按照百中无一的概率推算，难道电诈团伙去回收了数千万台旧手机？
官方媒体将如此漏洞百出的谎言公之于众，不过是延续了一贯的谎言加甩锅套路，把问题归咎于“二手市场混乱”或“诈骗分子的狡猾”，借此掩盖真正不可告人的利益链条。
40万张卡究竟是怎么来的？
40万张手机卡的真正源头：谁在为黑产撕开缺口？
结合近年来揭露的电信黑产内幕，这数以10万计的黑卡，绝非来自地摊上的二手手机，而是来自垄断体制内部的“权钱交易”与监管真空。
国有电信运营商的供应：中国移动、联通、电信三大国有运营商的基层分公司，每年都有极其严苛的“新用户开户率”KPI考核。为了冲业绩、拿提成，部分运营商内部人员与一、二级代理商深度勾结。
他们通过下乡“发鸡蛋送油”骗取偏远农村老人刷脸，或直接盗用企业工商资质、大批购得的身份证信息，在运营商后台利用“管理权限”或“人工覆核漏洞”批量开卡。这些卡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是为了卖给黑产市场牟利。
物联网卡（IoT卡）与行业号段的流失：为了推动所谓的“智慧城市”与“物联网”，运营商每年发行数以亿计的物联网卡（用于车联网、智能水表等）。这些卡本应严格限制通讯功能，但运营商往往成千上万地打包批发给中介公司。黑产团伙利用“猫池”（GOIP设备）插上这些物联网卡或行业注册卡，便能批量接收验证码、注册虚拟帐号或群发诈骗简讯。
虚拟运营商（170/171号段）的监管真空：170、171、165等虚拟号段，长期以来是电诈的重灾区。虚拟运营商为了抢占市场，对企业代理商的审核流于形式，甚至明知对方是黑产团伙，依然为其开辟“绿色通道”批量发卡。
警方能查到来源吗？技术上易如反掌
这正是整起事件中最耐人寻味的地方：警方到底能不能查出这40万张卡的来源？答案是：在技术上，甚至不需要半天时间。每一张SIM卡，不论外壳上印着什么，其内部芯片都烧录着全球唯一的ICCID（集成电路卡识别码）和IMSI（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在三大运营商的中央数据库里，每一张卡的“前世今生”记录得一清二楚：
哪一个省、市分公司批出的卡？哪一个代理商工号办理的？在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渠道完成了激活？只要警方将这40万张卡的ICCID码批量导入运营商的系统，源头会立刻浮出水面——哪家运营商的哪个负责人签发了这批卡、哪家代理商拿走了这批卡，脉络清晰可查。因此，不是“能不能查到”的问题，而是“敢不敢查、愿不愿意公开”的问题。
官方会给予说明吗？体制性选择失明的必然
公众能否等到一份详实、透明的官方追责说明？答案恐怕令人绝望：绝不可能。
官方最安全的应对策略，就是继续用“嫌疑人交代是回收旧手机获得”这种低能的借口敷衍舆论，把所有责任推给几个底层的马仔或“境外诈骗集团”，然后将这45公斤的SIM卡销毁，让真正的幕后黑手，继续隐身在黑幕之后。
其实聪明的人不说也能想明白，公安都不敢查来源的事，一定是有缘由的。对于诈骗集团的背后老板是中共的说法，很多人还半信半疑。
其实电话卡这一块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45公斤的SIM卡，不是电诈分子“神通广大”的证明，而是邪恶权力体制送给电诈黑产的通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