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哥哥姐姐一起吹呼：“爹回来了！”。（图片来源：AI制图/看中国）
前言：本回忆录以本人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为轴线，力图通过我的人生经历反映我所经历的中国大陆社会各个时期的真实面貌，以还原被中共当局刻意扭曲了的历史真相，所以回忆录中对我周围的社会现实的记录和分析较多。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提要：“元记字号”毁于战火，祖父去世，陈氏家族失去维系纽带，分家，母亲力争子女抚养费，母亲高超的厨艺，软硬兼施促父亲戒掉抽鸦片劣习，为生计父亲冒险往沦陷区跑行商抗战胜利带来的喜悦，汪山的美好记忆，父亲与卢先生克服重重困难赴长沙创建“广大药房”⋯⋯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展，日寇在中美英联军的沉重打击之下，海空军损失惨重，不得不从中国战场抽调陆空军去太平洋战场，此外随着中美空军力量的加强，日寇已无力对重庆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天上飞的也多是中国和美国的军民用飞机。我记得我和哥哥姐姐有时在屋外的平台上看见有大型民航机飞过，就会一起吹呼：“爹坐飞机回来了！”结果大多是空欢喜一场。
抗战爆发后不久我家在重庆的字号就被日机炸毁，再加上与江浙一带的交通中断，“元记字号”的生意已无法继续营运，家里虽还有些资产积蓄，但鉴于当时抗战形势的严峻，似乎还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后来陈家的顶梁柱我的祖父因患痢疾久治无效而去世，祖父去世时我还太小对他没有什么印象，只是后来从留下的祖父去世时向亲友、同仁发布的一份讣告上看到过他的遗像，那本讣告暗蓝色的封面中上方有一个楕园型的白色区域里面嵌着祖父的半身遗像，四方脸、稍胖、面目慈祥、戴一顶黑色瓜皮帽、身着一件黑色高领马褂。祖父死后作为把陈氏家族维系在一起的最后一根纽带也消失了，在此之前另一根纽带“元记字号”早已土崩瓦解了，分家就成了必然要发生的事情。
分家由我的祖母主持(我的祖父母比较开明不仅给儿子而且也给女儿继承权，但我的四姑妈嫁到上海因家境富裕而主动放弃继承权)。我母亲考虑到四房人家：我家，我大伯、二伯去世得早，他们的子女均已在读大学、中学，三姑父从学徒做起，做生意精明能干，他的子女也大都在读大学中学，只有我父亲在上海念完高中后和我母亲结婚，后来来到重庆，虽也在字号里做事，但主要的经营活动都由我的祖父、三姑父和其他几位干练的资深员工进行，我父亲虽为人谦和但不精于生意，而我家五个儿女最大的才刚念初小。我父亲因排行最小，从小深受祖父母的宠爱，养成了一些不良习气，喜欢吃喝玩乐，还养成了抽鸦片烟的劣习。
所以分家时，我母亲向祖母提出：其他三房的子女均已由未分家前家族共有的钱财养大、已经或正在完成学业，只有我们这一房，五个儿女年纪都小，今后要抚养成人这笔费用要由我们一房来承担有失公平，所以母亲向祖母提出应在财产中先提出一笔钱作为我们这一房的子女抚养费，余下的财产再按四房平分，其间虽也有些争执，但在祖母的协调和我母亲的据理力争之下终于同意了这一分家方案。
分家后，我母亲采取断然措施迫使我父亲戒掉了吸鸦片的劣习。首先母亲晓之以利害：原来祖父在，字号的生意也兴隆，你抽鸦片这点开支尚无足轻重，现在作为靠山的老太爷去世了、字号也没有了、家也分了，最大的女儿才刚读初小，你再抽鸦片，把分得的这点财产抽光了拿什么养活一家七口人？说得父亲无言以对，只好答应下决心戒掉鸦片。于是母亲买来戒鸦片的药物、断绝鸦片的来源、戒烟期间不准父亲出门(防止他到鸦片烟馆去抽鸦片)、谢绝所有抽鸦片的亲友来访。戒鸦片是一个十分痛苦艰难的过程，为减轻戒烟期间对身体的负面影响，母亲亲自下厨为父亲做一些富有营养的美味佳肴供父亲滋补身体，在母亲的软硬兼施和父亲的坚持之下，父亲终于戒掉了多年抽鸦片的劣习。
这期间我母亲做的菜起了不小的作用。我母亲为何能烹制出让饱食各种山珍海味和美味佳肴的陈家三少爷(我父亲在他们兄弟中排行第三)都赞不绝口的菜肴呢？说起来是有一番来由的。我的祖父母对于吃是非常讲究的，所以很早就把重庆有名的“百陵餐厅”的掌厨大师傅老王(不是前面写到的在汪山的那个老王)用高薪请到自己家里来当大师傅，专门为陈家人烹制美味佳肴和各种点心。这位王大师傅不仅擅长川菜、江浙菜的烹制，也精于制作各种精美的点心。
我母亲嫁到陈家后不久，便和父亲一起从上海来到重庆，在家里当起了少奶奶，除了出去上街或观赏京剧之外，一天到晚无所事事，这对于一个从小做惯家务又在纱厂做过童工的她来说，一下子还很难适应这种无忧无虑、无所所事事的悠闲生活。所以有时母亲会到厨房看王大师傅做菜、做点心，有时也在厨房里帮一点忙。我母亲是个极聪慧的人，记性又好，许多事一看就会，王大师傅也不会担心陈家少奶奶会学了他的绝活来抢他的饭碗，所以也乐意教她几手，这样我母亲不经意之间就从王大师傅那里学会做得一手好菜和各种精美的点心，不过以江浙风味为主，因为陈家人虽来四川多年仍不适应川菜的麻辣味。
母亲不仅菜做得好，点心也做得非常好，不仅做的汤包里面有汤，就连锅贴(煎饺)、蒸饺、春卷一咬开里面也有汤，加之馅子用料十分讲究，多为里肌肉丝、鸡丝、冬笋、韮黄、口磨(张家口外内蒙古一带产的小干磨菇味极鲜香)、香菇……等，凡吃过的人无不拍手叫绝。
父亲戒掉鸦片后，虽然分家分得的财产尚可维持较为优裕的生活，但母亲知道长此坐吃山空，总有钱财耗尽的一天，在母亲的支持和鼓励之下，父亲与朋友一起去跑行商，来往于四川与沦陷区之间做生意，因中日交战，有时货物要通过战线；有时要面对土匪、帮会的抢劫和敲诈。战时许多地方缺少甚至没有交通工具，须骑马、乘滑竿(四川人把人力抬的轿子称作“滑竿”)或步行；有时要从上海绕道越南经昆明再乘汽车或飞机回重庆，所以当时到沦陷区跑行商不仅充满风险，而且也耗费时日，有时跑一趟要花费一个多月时间。
我曾听父亲说过，有一次他和同行的商人一起带着货物到达长江沿岸的一个小城镇，遇到一伙帮会的人前来找麻烦，对方先放出帮会的黑话试探父亲他们的来路。当时父亲一想，坏了！这下财物难免被洗劫一空(帮会成员通常不会伤人性命，除非你反抗)，不仅二、三十天的辛苦白费了，还会落得个血本无归的结果。
因“元记字号”里负责货物运输的员工有不少是入了帮会的(字号里没有这些具备帮会背景的员工是无法保障货物运输沿途的安全的)，父亲在字号里做事时，从这些人那里熟悉了帮会里的许多黑话和规矩，想到血本无归的后果，和一家人今后的生活，父亲不得不冒险用他掌握的帮会黑话与对方应答(如被发现外人冒充帮会成员是会遭到严惩的)，几个来回下来，父亲没有露出什么破绽，此时对方认定父亲他们也是帮会的成员，于是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对我父亲一行人非常热情客气，一起喝茶饮酒(当然是由我父亲他们花钱)，并派人把我父亲他们一行人和货物安全送到下一个码头，并交待该码头帮会人员给予关照，就这样一站一站一路顺利，人和货物都安全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这当中免不了要按帮会的规矩付给各码头帮会一些费用。这大概是我父亲舒适、安逸的一生中所经历的唯一的一次风险。
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历时八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史无前例(指一九四九年年前的历史上无前例)的深重灾难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我记得胜利那天晚上晴朗的夜空上飞机飞来飞去，不时投下一颗颗耀眼的照明弹，把汪山和整个重庆都照得如同白昼一样，五颜六色的探照灯的光柱在夜空上不停地扫来扫去，鞭炮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整个中国大地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当这苦难深重的民族正在忘我庆幸多年不断的苦难终于熬到了尽头的时候，恐怕谁也不曾意识到一场更为深重、更为持久的共产极权统治的灾难正在虎视眈眈地等待着他们。
这场战争给陈氏家族造成的灾难不过是“元记字号”各地铺面被毁、交通中断物资商品无法流通及祖父母的过早去世，导致“元记字号”的解体，以及战时物资匮乏给生活造成的不便，这比起沦陷区各个家族、家庭在这场战争中所遭受的家破人亡，及在日伪统治下当亡国奴所蒙受的屈辱和苦难来根本算不了什么。
抗战胜利后不久，我们全家也离开了汪山，搬到重庆南岸一个叫葡萄院的地方，尽管当时年纪很小，但汪山已在我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记得，在我家右上方有一所平房，住着伍大爷一家，伍先生是“元记字号”的老员工，另一家是从浙江逃难到重庆，又因躲轰炸搬到汪山的卢庭芳先生一家(卢先生比我父亲要小几岁)，他们两家常到我家串门。在我家右下方的山脚下，有一所左边盖瓦右边盖茅草的平房，盖瓦的那一边住着张大爷一家(张大爷是当地有名的花匠)，张大爷家的旁边有一株很大的白兰花树，白兰花盛开时，张家摘下白兰花到市场上出售，也时常送一些给我母亲。张大爷为人豪爽、乐于助人，对从外地搬到汪山躲飞机的外来人，经常给予各种帮助，张大爷以帮大户人家种养、修剪花木为生，像汪家花园、王陵基家花园……的花草树木都是由他种养、修整。
对张大爷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家里的大师傅老王不知是从哪里抓到一窝刚出生不久的嫩红色还未睁开眼睛的小老鼠，大约有七、八个吧，我母亲立即打发人到下面去叫张大爷来，母亲倒了一杯白酒、一小碟醤油和用纸包着的那一窝小老鼠放在餐桌上，张大爷来后十分高兴，坐下后便用筷子夹起一只嫩红的小老鼠往醤油碟里一醮，便往嘴里一送，一边吃一边喝酒。当时我惊诧不已，一个个活生生的小老鼠未经过任何烹饪加工便被这样吃下去了，而且还吃得那样津津有味。
汪山附近有个风景名胜叫周武山，那里的庙会是十分热闹的，记得母亲带我们去周武山赶庙会，因我年纪小便由大师傅老王背着，有一段路十分危险，一边是悬崖，路又窄又陡，老王不仅用脚而且不时还要用手协助攀爬，我看到悬崖下面的深渊非常害怕，好不容易才到达庙会现场，只见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比肩接踵，卖什么东西的都有，还有耍猴的、玩把戏的、卖艺的，那里的庙宇十分雄伟，烧香拜佛的人络绎不绝。
沿汪山下面的公路往右走，公路旁有一个长方形的水库，当地人叫它“大堰塘”，每到夏天不仅有人在大堰塘四周钓鱼，还有不少人在大堰塘里游泳，我们一家人也常到那里去玩，父亲会在堰塘里游泳，母亲带着哥哥姐姐和我常在堰塘尾部的坝上用笤箕上放点米饭用一根细绳吊起放到堰塘里去捞小鱼虾，年纪大的堂兄们常在堰塘边钓鱼，有次正鸿堂兄(他当时在重庆念大学)钓了两条一尺多长的大鱼，引得我的父母和周围的人一片啧啧称赞。玩累了还可到大堰塘大坝上的茶馆里去乘凉休息、喝茶和吃点心。那是我们这些小孩子最开心的时刻。有时父母亲也会在鲜花盛开的季节带我们到汪家花园、王陵基家花园和梅岭三姑妈家去玩、去赏花。每到这个季节还会有不少城里来的游客到这些地方来玩。那时汽车很少，交通主要靠骑马、坐滑竿(一种两人抬的竹制轿子)和步行。有时母亲也会带我们进城去玩，先坐滑竿到重庆南岸的龙门浩码头，然后乘轮渡过江，又乘缆车上到望龙门码头，才算是进到城里的街上了。离开汪山已七十多年，但那里的青山绿水、秀丽的风景和往事依然魂牵梦绕在我的心中，令我难以忘怀。
随着抗战的胜利，各地交通、商业开始恢复，“元记字号”及其分号均已土崩瓦解不复存在，八年来坐吃山空，家里乘下的资产除了汪山的住房和城里的地皮(地上的铺面已毁于日机的轰炸)之外只有一些珠宝手饰，已没有多少现金，要重新恢复元记字号已非易事。抗战期间父亲虽冒着生命危险往来于重庆与沦陷区之间跑行商也赚了一些钱，但为数终究有限，加之战时大量难民涌入四川、交通中断造成物资供应紧张，致使物价飞涨，而要维持一家十二口(一家七口人加上外公外婆、两个奶妈和一个大师傅)过惯了的优裕生活的人家的开支是很大的。所以到抗战胜利时经济已感拮据。
此时住在我家右上方房子右侧的浙江宁波人卢庭芳先生，因为都是下江人(四川人把逃难来四川的江浙一带人称作下江人，意思是住在长江下游的人)无事时，常到我家摆龙门阵(四川人把闲谈叫作“摆龙门阵”)，此人见多识广，又有文化和我父亲一样都念了高中(这在当时的中国算是很高的文化了)，卢先生一家五口逃难到重庆多年，也到了家资耗尽的地步，卢先生原先经营过西药，对西药生意比较内行，抗战胜利后他也想重整旧业，可惜无资金重整旗鼓。而我父亲原也想重整“元记字号”的旧业，但因世事变迁，四川与江浙的交通日趋便利，不仅有水路、公路还有航空，导致做四川、江浙两地生意的人越来越多(这与战时大量江浙人涌入四川有关)，这使得把四川的土产、药材、酒类、桐油、醤菜…...运往江浙一带；把江浙一带的海产品、日用百货和进口货物运到四川这一行业的利润已远没有我祖父他们于民国初年刚入川时那么丰厚，竞争又十分激烈。对此我父亲也想改做其他生意，但苦于无门。
此时卢先生建议我父亲与他合作，一起到湖南长沙去做西药生意，之所以选择去长沙是因为长沙西医刚开始流行，相对江浙人来说比较保守的湖南人很少涉足西药行业，卢先生又有同乡在长沙经营西药生意，知道长沙西药行业潜力巨大。当时长沙有享誉全国的湘雅医学院和湘雅医院，素有北协和南湘雅的美誉。现代中国西医泰斗张孝骞、汤飞凡都出自湘雅医学院。此外长沙还有法国教会办的仁术医院和许多外国教会及私人开设的西医院，所以长沙西药业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因我们住在汪山时，附近汪家花园的主人汪医生，便是留法回国行医的医学博士，汪医生以他精湛的医术和西药医治好了许多当地村民和难民，其中许多是服中药久治不愈的病人，这给头脑灵活、目光敏锐的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小时候在汪山都到汪医生那里看过病，且效果不错，母亲看准了西药行业的巨大潜力，力主父亲与卢先生合作到长沙去开西药房，当时卢先生境况也不佳；我家也没有多少现金，但卢先生熟悉西药行业又有进货渠道，在西药行业的熟人朋友也不少(当时西药行业从业者多以江浙人为主)，卢先生和我父亲苦于资金不足决定共同想办法筹集。
父亲把在重庆城里的一块地皮卖了六十两黄金(汪山的房子是没有人买的，难民们都忙于回老家，本地村民自己都有房子，也没有余钱买房)，卢先生找他的三哥借了一些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