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故事——五十二次列車（圖片來源：AI製圖）
又到了母親節，這是93歲老母親仙逝後迎來的第一個母親節。
母親一生勤奮持家、任勞任怨、與世無爭，一生最大的遺憾莫過於心愛的大兒子未能平安陪伴她，大哥的英年早逝，曾令父母痛心疾首，十幾年過去了，只要一提起大哥，老媽就會紅了眼眶。
大哥生不逢時，曾作為「老三屆」中的一員，擠進了中共治下最不幸的一代人。
大哥1954年出生於上海。那時家境尚好，從小有保姆照看，大哥長得英俊，又總愛笑，從小便討人喜歡，親友們都說，他是爸媽心裏最寶貝的孩子。
他自小學起便迷上了小提琴，經常自己練習，後來成了學生時代最大的愛好。
然而，剛進中學，文革便爆發了。
學校不再是課堂，而成了批鬥「反革命」的戰場。一場政治運動，將幾千萬年輕人捲入動盪與混亂。隨後，毛澤東又大手一揮，要求中學畢業生「上山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說得好聽，其實就是把整整一代年輕人流放到邊遠地區，卻被宣傳成「一片紅」。
1970年，剛中學畢業的大哥突然興沖沖地回到家，胸前還別著一朵大紅花。他告訴爸媽，學校給了兩個去向：黑龍江農墾或甘肅玉門油田，他選擇了後者。
「媽媽，我不想去當農民。玉門油田總比種地好吧？油田都在學大慶呢。」大哥說道。
爸媽當場臉色慘白。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爸媽露出絕望的神情。作為國家幹部，他們太清楚甘肅玉門是什麼地方——那是遙遠荒涼的邊陲。
是鳥飛絕、人煙稀的苦寒之地。
上海長大的孩子怎麼能夠承受那樣的苦？
可他們再明白，也無力替兒子逃過這一劫。
剛過完年，十七歲的大哥背上行李第一次離家。
那一天，和無數畢業生一樣，他在上海火車站與父母告別。孩子們還天真地編織著遠方的夢想，心痛不已的家長們則強迫自己相信，黨會「無微不至」地關懷這些年輕人。
那個年代信息極度封閉。別說兩千多公里外的玉門，人們甚至對百裡之外的世界都所知甚少。大人和孩子一樣，只在古詩中知道「春風不度玉門關」，卻不清楚新中國的玉門究竟是個什麼模樣。
臨上車前，大哥還很自信地笑著替母親擦去眼淚。
後來，家長們終於從零星信件裡，對玉門油田的生活有了令人發抖的認識。
大哥是個樂天派，或許為了不讓爸媽擔憂，再苦的日子，經他一說也像笑話。他在信裡很少抱怨，更多是關心父母和弟妹，但字裡行間依舊掩蓋不住物資匱乏帶來的困苦。
玉門幾乎見不到葷腥。食堂裡若能出現雞蛋，便算特大喜訊；水果更是稀罕奢侈品，一年之中難得分派幾回。配給的大米不夠吃，就只能靠粗糧充飢。
那是一種粗糧做的麵條。按大哥的話說，那叫「鋼絲面」——咬都咬不斷，什麼形狀吞下去，什麼形狀拉出來。
那段歲月，每逢週末或節日，家裡多燒幾個菜，母親端著飯碗便會發呆。她總忍不住想：遠在玉門的兒子，此刻正在吃什麼？
全家天天盼著大哥探親假早點到來。
兩年後，政府終於恩賜了兩週探親期。
可當年輕人重新聚集在上海火車站，再次踏上返回荒原的列車時，幻想早已消失殆盡。
那趟從上海開往烏魯木齊、途經甘肅玉門的五十二次列車，當年被稱為「中國第一號強盜車」。
返程的知青們為了帶夠生活用品和食物，人人行李超重超多，站務人員同情這些孩子的遭遇，不加阻攔。為了搶行李架，車廂裡幾乎處處在打架，叫罵聲、哭喊聲亂成一片。女孩子們尤其淒慘，死死抱著父母痛哭。
隨著三聲汽笛長鳴，火車緩緩啟動。
車廂裡、站台上，震耳的哭聲瞬間連成一片。無數雙手在空中揮舞告別，無數雙眼睛絕望地望著自己的骨肉，被送往遙遠荒原。
沒人願意去，可誰又能不去？
那種驚天動地的悲哀，只要見過一次，終身都不會忘記。
從那以後，大哥和所有年輕人一樣，除了勞改般的繁重體力勞動，面對的便是寸草不生的荒野，以及永無盡頭的孤獨。
他與很多人一樣，只能靠劣質菸酒打發時間。當地只有一種烈酒，以及玉門牌香菸。
有一年，據說一些年輕人偷偷捕捉油田裡的肥老鼠充飢，結果讓幾乎絕跡的鼠疫重新爆發，死了很多人。軍隊迅速封鎖疫區，用稻草建立隔離帶，甚至做好了徹底毀滅失控區域的準備。
大哥所在區域因封控較早，僥倖逃過一劫。
後來他說，當時人人都緊張得不行，當局警告不准透露任何消息，所有信件都被禁止寄出。究竟有多少地方遭到徹底封鎖處理，至今仍是謎。
十四年後，玉門油田終於傳來一個「特大喜訊」——井枯油干了。
疲憊不堪的人們開始向其他地區遷移。
按照鄧小平時期的政策，只有單身知青可以返回原籍。但那時，大哥已經與一位來自北京的女知青結婚，於是失去了回上海的機會，只能調往河南濮陽的中原油田。
1989年「六四」之後不久，單位原本安排我去北京出差，後來臨時改成了鄭州軍區醫院。
公事辦完後，我決定順道去一趟中原油田看看大哥。
從鄭州到濮陽，大約三小時長途車車程。
一路塵土飛揚，新修的國道兩邊儘是農田，卻看不見多少莊稼。很多光禿禿的地裡，豎著巨大的牌坊，上書「毛澤東視察田」。
可惜，黨魁的「關懷」並沒有改變當地人的命運。
那裡的貧窮落後，簡直超出我的想像。若不是親眼所見，我根本不相信中國竟還有如此困苦的地方。
沿途能看到的房屋，大多是泥牆草頂。有些泥牆裡還鑲嵌著顏色不一的酒瓶，在陽光下發出微弱光亮。
而零星幾棟像樣的磚房外，往往刷著巨大的革命標語，估計是村幹部的住所。
許多老人坐在泥牆邊發呆。
旁邊的孩子幾乎一絲不掛，有些女孩看上去已有七八歲，卻全都神情麻木地望著國道上的貨車。
我無法想像，她們腦海裡究竟在想些什麼。
公車曾在一個小鎮短暫停靠。
小鎮上的長途客車（圖片來源：AI製圖）
我剛下車，一群孩子便圍了上來伸手乞討。那些孩子衣不遮體，灰頭土臉。我給每人分了一點錢，他們頓時高興得不得了。
對車上其他人來說，這種景象早已司空見慣。可對我這個上海人而言，那是人生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看到中國農村的貧窮。
相比外圍地區，中原油田已經算是「天堂」。
大哥帶我四處參觀。他說，這裡比玉門好太多了，至少能像個人一樣活著，可當地農民依舊窮得可怕。
他指著幾座露天茅房說：「那些磚牆只要沒人看，晚上就會被附近農民拆光，搬回家蓋房子。」
生活條件雖然改善了，但菸酒已經成了大哥擺脫不掉的習慣。
2002年，我回國探親，再次見到大哥時，他已經蒼老得驚人。
不到五十歲，滿頭白髮，臉色蠟黃。
我問他是不是身體不好，應該去醫院檢查。
他卻笑著說，沒什麼奇怪，很多曾在玉門工作過的人都患上了重病。他覺得，也許是長期惡劣環境、情緒壓抑與飲食問題積累的結果。
「一起從玉門過來的兩個同事，都查出癌症了。治到傾家蕩產，最後還是走了。不知道有病最好。」大哥說：「順天意吧。」
那時，中國改革開放正轟轟烈烈進行，企業大規模「減員增效」，大量職工被迫下崗。
大哥剛滿五十歲，單位願意拿十萬元買斷工齡。
那年月工資還不到三百元。十萬元，簡直像天文數字。大哥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在他看來，政府已經「太慷慨」了。只要女兒考進上海讀大學，全家便能回到上海，至少還有十萬元作為安身費。
誰知後來中國經濟飛速增長，工資翻倍，物價也不斷上漲。當年如同天文數字般的十萬元，沒過幾年便不再顯得那麼驚人了。
大哥還沒熬到退休年齡，十萬元便所剩無幾。他這才痛罵自己又被騙了，可領導說，是他自己選的。
「當初真不該買斷工齡，」大哥說。
可後悔也已經晚了。
2010年夏天，突然傳來大哥患癌的消息，爸媽悲痛欲絕，就像天要塌下來。
但大哥拒絕手術，他說，不能臨走還給妻兒留下一大筆債。
「小弟呀，他們想安排我去北京治療，至少要二十萬。見鬼吧，我寧願不治了。」
那是他最後一次和我長談。
幾個月後，大哥在濮陽默默離開了人世。
自從當年遠赴玉門之後，爸媽最大的願望，就是有一天，大兒子能夠回上海，陪他們終老。可他們最終等來的，卻是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劇。
如今，九十多歲的父母也相繼離世，與大哥團聚了。
這一回，大哥終於不用再去遠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