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剪畫（圖片來源：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5月20日訊】如何給文革定性，眾說紛紜。我以為，要弄清「文革是什麼」，不妨從反面著手，先弄清「文革不是什麼」，弄清了「文革不是什麼」，「文革是什麼」就比較清楚了。
一、文革不是群眾造反批鬥當權派
一種很流行的觀點認為，文革就是毛澤東號召「造反有理」，發動群眾批鬥當權派。我不贊成這種觀點。
不錯，文革和毛時代其他的政治運動相比，有一個很大的特點，那就是在文革中，曾經一度，毛澤東竟然號召群眾造反、批鬥當權派。在那時，群眾可以寫大字報辦小報，組建戰鬥隊組建戰鬥兵團，開大會開小會組織遊行以及在全國各地大串聯，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旗下，群眾可以對幾乎各級領導幹部「炮轟」「火燒」，甚至關牛棚土勞改，甚至奪他們的權。你可以說，群眾造反，批鬥當權派，是文革的最大特點；但你要是以此來為文革定性，斷言文革就是群眾造反批鬥當權派，那就錯了。
因為在整個文革期間，群眾造反，批鬥當權派只是其中一段而遠非全部；即便按照三年文革論也只是其中的一段。此其一。第二，事實證明，毛的這一異乎尋常的舉動只是權謀，毛只是把群眾當工具而已，一旦用完就拋棄。在各級革委會紛紛成立，全國山河一片紅之後不久，毛澤東隨即就發動了「清理階級隊伍」、「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等運動。這些運動實際上就是對造反派對群眾的反攻倒算，秋後算賬。
這裡，尤其要談談「清查五一六」運動。
楊繼繩先生在《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一書裡指出：「文革中整人時間最長、受害者最多的運動是清查‘五一六’運動。這個運動發端於1967年8月，高潮是1970年和1971年，1972年基本停止，直到1976年才不了了之。受到清查的人以千萬計，整死人以10萬計。」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人數遠遠超過運動初期「五十天」打的反革命的數目；最諷刺的是，那些在運動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然後被平反成了造反派頭頭乃至進入革委會的人，除了中學生造反派之外，幾乎都在「清查五一六」運動中又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所謂「清查五一六」，實際上就是鎮壓造反派。這一點楊曦光（即楊小凱）早就看透了。在黨中央大張旗鼓地展開「清查五一六」運動的時候，楊小凱正戴著「反革命」的罪名在監獄中服刑。楊小凱和難友交流思想，指出：「清查五一六」就是迫害造反派。「清查五一六」運動是老毛從支持造反派到迫害造反派的轉變。楊小凱認為，「這次迫害造反派，表面上週恩來十分積極，但發動者卻是老毛。」楊小凱還說：「按‘五一六’的罪狀，所有造過反的人都可以算‘五一六’，但‘五一六’實際上是個並不著名的幾十個人的北京學生組織，大多數人都不瞭解，所以當權派可以按他們的喜好任意將他們不喜歡的人指稱為‘五一六’，加上‘五一六’是反周恩來的，老毛也可以用反‘五一六’來討好周恩來。」
那麼，毛澤東為什麼要轉過頭來，從支持造反派變成鎮壓造反派呢？我以為其原因也並不複雜。因為當初毛澤東發動群眾造反，僅僅是為了打倒劉少奇一夥政敵，實行大清洗，一旦這個目的達到了，作為工具的造反派就失去利用價值了。又由於要樹立和維護所謂新生紅色政權的權威，要重新確立黨的領導不可侵犯的原則，這就需要約束和禁止種種「犯上作亂」的造反行為，可是群眾造反本來是毛澤東大力鼓動的，毛不好公然的出爾反爾，於是他就藉助於一個莫須有的口袋罪，對造反派嚴加打擊，以儆傚尤。另外，在前階段的運動中，大大小小的幹部都受到衝擊，現在雖然重新掌權了，但肚子裡都還有很大的怨氣，毛澤東要安撫他們，就要給他們一個機會出氣。而這些幹部自己既然不敢直接對毛表示不滿，因此也就把怨氣都撒在群眾身上，借「清查五一六」之名對造反派反攻倒算。
文革過去五十年了，可是有關「清查五一六」的背景和內幕，當局仍嚴格保密。這正好從反面證明，在「清查五一六」的問題上，林彪、四人幫並沒有多大責任。僅憑現有的資料來看，我們就可以斷言，「清查五一六」是毛澤東親自領導的。因為倘若沒有毛的發動和認可，這場運動根本不可能搞起來，更不可能搞得這麼大、這麼長。此外就是周恩來。周恩來應是這場運動的直接指揮者。因為正是周的幾次講話，把「五一六」變成了莫須有的口袋罪。外交部有一半人被打成「五一六」，而外交部一向是周的地盤，周對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情況不可能不知情。可見周下手之狠。如此說來，直到今天，當局仍然要對「清查五一六」的背景和內幕嚴加保密也就很可以理解了，因為它需要維護維護毛、周的形象。那些讚揚文革的人都故意迴避「清查五一六」運動。因為他們知道，一碰到「清查五一六」運動，他們對文革、對毛的一廂情願的美化就統統站不住腳了。
到了文革後期的1974年，毛澤東發動批林批孔運動，有些地方的造反派，本來已經偃旗息鼓，這下以為又可以造反了，於是重整旗鼓，蠢蠢欲動，打算再把大字報貼上街，恢復或重建造反組織，可是立即遭到當局制止。可見，就在毛澤東仍然健在的時候，毛也不讓群眾再造反了。
誠然，文革中的群眾造反是毛澤東發動起來的，但它也是毛澤東鎮壓下去的。請注意，對造反運動的壓制是在各級革委會紛紛成立、全國山河一片紅之後才大力開展的，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線取得偉大的、決定性的勝利之後才大力開展的，因此無論如何，你不能把這筆帳算在走資派、算在官僚集團、算在反文革路線的頭上；這筆帳只能算在毛澤東本人頭上，算在毛主席革命路線頭上，算在文化大革命頭上。因此，把文革定性為群眾造反批鬥當權派是違背事實的，是不成立的。
二、文革不是反官僚集團
另一個很流行的觀點認為，文革是反官僚集團。
文革最怪異的一點莫過於，身為共產黨主席的毛澤東竟然號召和鼓勵群眾起來批判和衝擊他所領導的共產黨；毛澤東本來是最大的官，可是他卻號召和鼓勵群眾起來批判和衝擊那個支撐其權力的官僚集團。不少人正是根據這一特點，把文革定性為反官僚集團。
不難看出，這種把文革定性為反官僚集團的觀點和上面提到的把文革定性為群眾造反批鬥當權派的觀點很類似，幾乎是一枚銅幣的兩面。因此，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理由否定這種觀點。這裡就不再重複了。
另外還有兩點。一、把文革說成是毛澤東摧毀他仍是其最高領袖的黨，摧毀他仍是其最大的官的官僚集團，這種說法本身就有問題。因為在當時，黨是被領袖所代表的，整個官僚集團是被其最大的官所代表的。這是列寧主義政黨的一個基本特點。整個運動都是以領袖的名義、因而也就是以黨的名義進行的。在整個運動期間，黨和領袖一樣都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儘管有大量黨的機關和黨的官員遭到清洗，但那都不是以反對黨的名義，而是以保衛黨的名義進行的；被清洗者都被指控犯有「反黨」的罪行（所謂三反分子，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另外，軍隊的黨組織基本上未受到衝擊。我們知道，1968年秋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復黨的組織活動的批示》，毛進而提出「吐故納新」，黨組織廣泛吸收新黨員，並把大批新人提拔到領導崗位。由此可見，文革與其說是摧毀黨，不如準確地說是整頓黨，是對黨的大換血、大整頓。
二大獨裁者都不喜歡官僚集團，然而他又深知他離不開官僚集團。在更大程度上，毛和官僚集團是一體的。毛並未打算「砸爛舊的國家機器」。毛時代的中國，是高度的黨國一體，黨政合一，因此我們可以用黨來當作國家機器或官僚集團的同義詞或曰黨天下。我們知道，在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時，張春橋曾提議把造反奪權而成立的領導機構叫做公社，毛澤東沒同意。毛澤東說：「如果都叫公社，那麼黨怎麼辦呢？黨放在哪裡呢？總得要有一個黨嘛，要有個核心嘛。」可見，即便在群眾造反奪權的高潮期，在「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口號滿天飛，在各級黨委都被炮轟火燒而陷於癱瘓之際，毛澤東尚且都沒打算放棄黨，沒打算用群眾組織取代黨，沒打算用所謂巴黎公社取代黨委，沒打算放棄黨的核心地位，沒打算改變黨天下，何況其他時候呢。
像毛澤東這樣，發動廣大群眾對各級黨組織和各級幹部進行批判的做法，可視為古代僭主統治術的現代運用。亞里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體的特徵。君王都由其朋從為之維持和擁護；至於僭主，卻別有他的經綸：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誰都想推翻他，但只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們最不宜信任，對他們是應該特別注意的。」為了防範其朋從「篡黨奪權」，僭主有時就要利用下層民眾。僭主有時故意放縱奴隸等地位更低下的人。這些人一般不至於對僭主的威勢不滿，不至於參加反僭主的活動，他們往往更嫉恨主人或其他地位較高的人，因而樂於揭發主人，熱衷於把大人物們扳倒或拉平。這種人也就更會樂於僭主的統治，就像樂於平民政體一樣，而僭主也就樂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護者和「平民領袖」的姿態。共產極權制度不同於傳統的君主政體而與僭主政體更相似。一方面，最高領袖必須藉助於龐大的黨組織或曰官僚系統才能實行對全社會的嚴密控制；另一方面，黨組織或官僚系統——尤其是其上層——本身又可能成為領袖貫徹自己意志的某種障礙，甚至成為領袖權力的直接威脅。因此，精明的領袖就使用兩套手法，一會兒利用黨組織去壓迫民眾，一會兒又利用民眾去整治黨組織。毛既是黨主席，是最大的官，又好像是受黨組織、受官僚系統壓制下的人民群眾的領袖，集兩種對立角色於一身，其奧秘就在於此。毛澤東是因為擔心共產黨的各級官員不那麼順從不那麼聽話了，所以才發動和利用群眾起來批鬥當權派，借群眾之手完成一場空前規模的大清洗，然後再重建官僚系統，使官僚系統成為他個人更加得心應手的工具，並把造反的群眾再打下去，從而確立自己的絕對權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獨裁。
三、文革不是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國或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
也有人認為，文革是毛澤東實現他心目中的共產主義理想國，是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如果要為這種觀點找根據，那麼最重要的根據莫過於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寫了封信，這封信後來就被叫做五七指示。五七指示提出，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同時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2013年12月，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發表文章《親聆毛主席講五七指示－－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二十週年》。文章寫到，1966年5月13日，毛澤東在上海召見陳伯達、楊成武和戚本禹，徵求他們對五七指示的意見（在座的還有江青）。
根據戚本禹的回憶，毛澤東說，從遠古以來，人類一直沒有什麼社會發展的長遠計畫，人類社會發展應該有個遠景計畫，這才是人類文明。我們講的人類文明，是共產主義。它是馬克思根據現代生產力發展情況設想的，馬克思在批評哥達綱領等書中講了一些關於共產主義的具體的設想。只有共產主義社會，才是文明社會。我以前談過張魯，張魯是東漢末年的農民領袖，與黃巾一黨，他也有些共產主義想法，這些想法大概來源於古書上講的大同世界，只是古書上那個大同世界講得很模糊，因為那時沒有新的生產力，對將來的大同世界無法具體化。張魯的時代社會進步了點，所以張魯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體化。在張魯那裡治病不要錢，吃飯也不要錢，但不能亂吃，吃飽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貴族豪富，吃那麼多，浪費那麼大，總不好！主席說，我們現在找到比張魯更好的辦法了，解放軍總後勤部總結的這個經驗，就是一個共產主義社會未來的萌芽，每個人分工不是那麼刻板，一業為主，全面發展。解放軍戰士除了軍事，可以做工，務農，又能學習文化知識，發展藝術才能。勞動者的勞動不要那麼緊張，不要一天到晚幹活，要勞動與學習相結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領導的也要勞動，定期勞動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許有點差別，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為一個特殊階層。
接下來，陳伯達、楊成武和戚本禹都對《五七指示》發表了自己的意見，隨後，經過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七指示》作為重要文件正式下發。文件稱《五七指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1966年7月，陳伯達提出要寫一篇關於《五七指示》的社論，以引起全黨和廣大群眾的重視。在起草社論綱要時，陳伯達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共產主義藍圖」這個概念。陳伯達說，以前的空想社會主義都沒有具體的規劃，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則是一個具體規劃，是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一個宏偉藍圖。8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三十九週年》，其中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戚本禹還寫到，他當初對《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得還很不夠，沒有想到《五七指示》和文革的關係；「後來才認識到，主席在文革一開始的時候，就設想了文革後要構建一個怎樣的社會，他給我們講《五七指示》，講共產主義，實際上是向我們展示文革的前景」。
按理說，在整個毛澤東思想體系中，《五七指示》應該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說《五一六通知》是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破」的綱領，那麼，《五七指示》就是「立」的綱領。然而在現實中，在整個文革期間，五七指示的影響和作用卻相當有限。在當時，國人－－特別是青少年－－對毛的狂熱崇拜與信仰，那種激情澎湃，熱血沸騰，過來人記憶猶新，並留下大量的文字記述，還有許許多多的照片和影像。可是相比之下，對《五七指示》這個偉大領袖親手描繪的共產主義藍圖，人們給予的關注和熱情，卻少得很不相稱。
如前所說，《五七指示》首次公諸於世，是在1966年8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當時只是公布了它的內容，還沒有稱之為《五七指示》。在那時，文革正處在「破四舊」的高潮，一般人的注意力都沒有放在《五七指示》上，直到1967年10月，中央號召大中學生「復課鬧革命」，又提出《五七指示》；可那時學生們正在熱火朝天地打派仗或批判當權派，基本上連「課」都沒有「復」，注意力依然沒有放在《五七指示》上。1968年5月，黑龍江省革委會在慶安縣柳河辦了一個為機關幹部勞動鍛練的農場，取名五七干校。同年10月，《人民日報》發表長篇報導，稱「柳河‘五七干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經驗」，並引用毛澤東最新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於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該這樣做。」此後全國各地都紛紛辦起了五七干校。五七干校雖然是以「五七」命名，但實際上不過是給當時大多數靠邊站、即不在領導職位上或原來工作崗位上的幹部們下放勞動、改造思想的農場，因此和《五七指示》的本意不一樣，不是一回事了。
翻一翻這麼多年來各色人等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記述和回憶文字，查一查文革期間影響較大的文章和大字報，看一看當年革命小將們寫的日記，我們可以發現，提到《五七指示》的很少，大多數對《五七指示》提都沒提。這就是說，即便在最狂熱的年代，即便在它發布的當時，《五七指示》其實也沒有顯示出多麼令人心醉神迷的巨大魅力，也沒有在現實中產生多麼重大的影響和作用。
現在，人們在反思共產主義運動時常常說：共產主義運動之所以帶來那麼多暴行和罪惡，就是因為它許諾了一個無比美好的理想社會；正因為目的是如此美好，以至於人們認為可以為之不擇手段；為了建立人間天堂，所以才修建起古拉格。可是在實際上，那個由偉大領袖親手描繪的共產主義宏偉藍圖，當它以具體的規劃形態呈現在我們面前時，卻並不曾激起過我們的無限的嚮往和狂熱。這就為我們反思文革、反思共產主義運動，提出了一個重大的新課題。文革中群眾表現出來的狂熱，很難歸結到五七指示的激勵。我們沒有理由把文革定性為毛澤東實現他心目中的共產主義理想國或曰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
四、文革主要是權力鬥爭，但不純然是權力鬥爭
以上，我簡要論述了文革不是什麼。下面，我再來講講文革是什麼。
我認為文革主要是權力鬥爭，但不純然是權力鬥爭。
毛澤東在1958年搞大躍進，搞三面紅旗，導致三年大飢荒，餓死三、四千萬人，犯下滔天大罪，從此做賊心虛，唯恐大權旁落，被別人篡黨奪權，唯恐死後像斯大林一樣被清算。所以毛要發動一場大清洗，以維護自己生前的權力與死後的地位。
其實，文革的這一性質在文革發動之初的兩個重要文本裡就已經有所透露。一是姚文元發表在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上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姚文元批判吳晗的劇本是借古諷今，他特地聯繫到「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帝、修、反「發動反華高潮」，「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乾風’、‘翻案風’」。這就不打自招，點出了毛的心病之所在，原來就是害怕別人追究三年大飢荒的罪過（毛嫌姚文沒打中要害。毛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我們在廬山會議上罷了彭德懷的官」。這就不但坐實了毛在三面紅旗問題上的做賊心虛，而且也表明瞭毛髮動文革是為了針對黨內高層同僚）。林彪的518講話強調「反政變」。林彪說：「國內國外，國內是主要的。黨內黨外，黨內是主要的。上層下層，上層是主要的，危險就是出在上層。蘇聯出了赫魯曉夫，全國就變了顏色。」「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我們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永遠流傳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歲、100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其後不久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明確講到，這次運動「就是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組織上要有個全面調整。」這就講明文革是一場旨在維護毛的最高權力和身後地位的大清洗。
文革是一場權力鬥爭，但它不純粹是一場權力鬥爭。如果純粹是權力鬥爭，也就是說，鬥爭的雙方在方針政策或曰路線上並無重大分歧，那就意味著在這場鬥爭中，無論誰勝誰敗，除了對捲入權力鬥爭的人們的命運之外，對一般社會面貌和普通民眾的生活都不會產生顯著影響。文革顯然不是這種情況。毛劉之間確有路線分歧。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對所謂劉少奇資本主義路線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欲加之罪」，是「莫須有」，這是需要認真分清的。劉少奇真的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嗎？顯然還談不上。此其一。第二，什麼是毛主席革命路線？應當看到，毛在文革中提出的不少主張或理念，有的只是掩飾錯誤的將錯就錯，有的則不過是權謀或權宜之計。這就是為什麼毛提出的很多主張，要麼大而化之，缺少具體規定；要麼前後矛盾，讓人無所適從；要麼虎頭蛇尾，脫腔走板，不了了之。
譬如在經濟政策上，毛知道他在大躍進時搞的那一套行不通，但他又要證明後來劉少奇搞的是「修正主義」該否定，可是他卻拿不出新的一套來取代，於是他就只好滿足於提口號，增加政治運動的頻度和力度。在政治方面，文革初期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原則。毛在肯定聶元梓大字報時就講過這篇大字報是「二十世紀的北京公社宣言」，十六條裡明文規定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可是等到1967年一月風暴，上海造反派奪權打算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時，毛卻表示不讚同。十六條中規定的全面選舉只在一些單位成立文革會或革委會時實行過（當然，那還談不上是真正的民主選舉），地區的革委會沒有一個是通過普選產生的（包括奪權樣板的上海市革委會）。就在1967年3月，紅旗雜誌發表文章談到革委會的建立，閉口不談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選舉，而是提出由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解放軍駐軍負責人和黨政機關革命幹部「醞釀協商」。等到了1968年2月，紅旗雜誌文章乾脆說「迷信選舉是一種保守思想」。五七指示被認為代表了毛的「立」的主張，可是這一指示並未大力貫徹認真執行，五七干校既是以該指示命名，看上去應該是五七指示的試驗田，但到頭來它只不過是靠邊站幹部的集散地罷了。
一直有人把毛髮動文革說成是為了實現他的平等理想。此說實大成疑問。且不說在五一六通知等文件中總是對平等嚴辭批判，其實就連毛所盛讚的延安精神也和平等相去甚遠。中共在延安實行的是「一國兩制」，供給制只惠及中共集團內部，並不包括邊區的普通百姓。再說延安的供給制也是「衣分五色，食分九等」（王實味語），等級分明得很。共產主義理想是要消滅三大差別的，可是偏偏是在中共掌權之後才有了城鄉戶口二元制，擴大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並使之制度化。這不能不使人想起奧維爾的《動物農場》裡的那句口號——「一切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動物比另一些動物更平等。」再舉一例，文革廢除了高考制度，把中學生全數趕下農村，遇到推薦上大學和招工參軍等機會，由於沒有硬標準，憑藉關係走後門大行其道。在所謂工農兵大學生中，幹部子弟佔了極高的比例。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廣大群眾要反對走後門，這時的毛卻說走後門的也有好人。這實在比文革前還更不平等。再者，我們知道，關於平等主義有一個著名的悖論：一場大規模的推行平等的政治運動，需不需要領袖呢？一旦有了領袖和群眾的區分，他們之間還能是平等的嗎？大概沒人會否認，毛時代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毛本人享有極大的、不受制約的權力。文革時代的中國，權力的不平等是舉世罕見的。僅此一端，就是對毛髮動強調是實現其平等理想這種說法的莫大諷刺。
如果上面說的大致不錯，那麼我們就可以明白，毛髮動文革主要還是為了權力，理想和理念更多的只是藉口，是手段。毛說：「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但文革給人的整體印象卻是破多立少，只破不立。其實這正好說明毛並非有自己的一整套成熟成型的東西，他只是急於否定別人而已。
不少人問，如果文革的目的就是打倒劉少奇，那何必要採取文革這種形式呢？文革前夕，毛澤東曾當著劉少奇的面說：「我只要動一根小指頭就能打倒你。」此話或許誇張，不過若只是為了打倒劉少奇，毛澤東確實沒有必要非搞文革不可。
但問題是，沿用49年以來黨內鬥爭的慣例，很難把劉少奇置於死地，因而也就很難防止劉東山再起。在1967年1月17日，「打倒劉少奇」的口號已經響遍全國，毛在接見馬來西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時還假惺惺地說：「文化大革命絕不是打倒一切，對劉少奇、鄧小平，我的意見，在召開下次黨代表大會時，還是應該選舉為中央委員。黨內總有左、中、右，那麼乾淨就不太好。但是很危險，可能紅衛兵不同意。」注意這個「可能紅衛兵不同意」：現在我們都知道，就連「打倒劉少奇」的口號其實也是中央文革小組向紅衛兵頭頭面授機宜才提出來的。這就是毛要擺脫黨內鬥爭的成規而假借群眾搞群眾運動的原因。
說黨內有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沒有根據的，不過在黨內確有不少幹部比較認同劉少奇。劉主持工作以來，頗有成效，勢力大增，毛澤東對開展黨內鬥爭並無把握，八大之後遲遲不敢開九大就是明證。毛的行事風格是一不做，二不休。他要一舉鏟除劉的體系，並藉此給其他大大小小的幹部一次震懾。由於要打倒的幹部和陪綁的幹部都太多，不可能通過傳統的黨內鬥爭達到目的。再說，毛還要大力提拔親信和新人，而這些親信和新人原來的職位太低，循常規不可能使他們坐直升飛機佔據要津，這也是毛要採取文革這種非常手段的一個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