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文革是高層權鬥的極致展現，那麼為何整個中國社會會隨之陷入瘋狂呢？（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1966年，晚年的毛澤東以極端變態扭曲的心理發出了《五一六通知》，啟動了中共治下的「文化大革命」——集體殺戮，中國社會全面的人殺人。宋永毅教授在華視「三國演議」節目剖析《五一六通知》時指出，這份綱領性文件反映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潛在權力邏輯」，這套邏輯建立在獨裁者晚年扭曲、變態的心理基礎上。60年了，一甲子後的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這份當年僅限「師團級以上幹部」傳閱的絕對機密文件，會發現紅魔的陰魂從未真正散去。
獨裁者變態心理 權力恐懼的三部曲
宋教授先澄清了一些歷史事實。宋教授指出，當時這個通知它並不是當時公開在《人民》的報上，也沒有在中央人民電臺廣播，它是中共中央的一個絕對機密的內部，僅在私團階以上的幹部才有權閱讀。
宋教授解釋：他的題目並不是像我們今天所理解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 大革命的通知，他其實就兩個字就叫「通知」而已，所以這個題目也是很怪異的。當時一個機密性的文件，只有四團級以上的幹部才能看，今天之所以把它說成是一個綱領性的文件，是因為這個通知是第一次提出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說以前的革命 僅僅是在文化的領域，但就在516通知以後進入政治領域了。
為什麼毛澤東要發動這場文革？宋教授將毛澤東的病態心理歸納為「三部曲」。
一是極度多疑：獨裁者在奪權路上用盡陰謀詭計，掌權後必然對周圍充滿猜忌。二是假想敵與大清洗：在缺乏安全感的情況下，將身邊的人假想為敵人。當年毛澤東整天擔憂「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睡在身邊」，毛澤東頭號暗指的對象正是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中共黨內的二號人物——劉少奇，又無中生有地編造了彭真、羅瑞卿、賀龍乃至林彪的「政變」陰謀。（編注：林彪其子林立果確實有政變計劃，但不等於林彪有）三是老化後的心理扭曲：隨著年齡增長，對失去權力的恐懼加劇了人格的變態，最終以維持個人獨裁為唯一目的，發動顛覆國家的政治運動。
宋永毅教授分析，毛澤東晚年最大的心理陰影，就是1956年蘇聯的赫魯曉夫在史達林死後發表秘密報告、對史達林進行全面清算。毛澤東看著在黨內威望日漸升高的劉少奇，毛認定自己死後，劉少奇一定會成為中國的赫魯曉夫，對他清算鞭屍。 因此，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動力之一，就是毛澤東要在生前徹底打倒這個「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以確保自己的歷史地位不受挑戰。
1966年文革初期，面對紅衛兵的混亂，劉少奇按照黨內常規派出了「工作組」去穩控學校局面。這本是毛澤東點頭同意的。但毛澤東隨後迅速變臉，指責工作組是「鎮壓學生運動」，並在1966年8月5日寫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雖然沒有點名，但全黨都知道，所謂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就是在指劉少奇。僅僅因為工作組的意見分歧，毛澤東便以極度非理性的方式，動員全國群眾砸爛了以劉少奇為首的國家官僚機器。
身為國家元首，劉少奇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之慘烈，至今令人不寒而慄，這也印證了極權體制下「沒有任何人是安全的」。他和妻子王光美遭到紅衛兵無數次的野蠻批鬥、毆打與羞辱。曾經的國家主席，被造反派按著頭、噴飛機式地罰站。
被軟禁期間，劉少奇身患重病（糖尿病、肺炎等），但中央專案組（在周恩來、江青等人的運作下）刻意削減用藥，僅維持他不死，以等待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將他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並「永遠開除出黨」。1969年，病入膏肓、全身赤裸只裹著一條被子的劉少奇，被秘密押送至河南開封。同年11月12日，他在孤獨與痛苦中悲慘離世，白髮一尺多長。火化時，他的名字被化名為「劉衛黃」，職業登記為「無業」。
極權體制下的犧牲品 為何人民總成權鬥耗材？
如果說文革是高層權鬥的極致展現，那麼為何整個中國社會會隨之陷入瘋狂？宋永毅教授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文革的發生，是最高領袖的權力意志與底層民眾「崇拜暴政、反智主義」相結合的產物。
在中共建政後的歷次運動中，人民被剝奪了獨立思考的能力。當獨裁者需要炮打司令部時，群眾便淪為被煽動的暴力工具；當運動結束，群眾又立刻被拋棄，甚至遭到更嚴酷的鎮壓。又加之鄧小平主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了保住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錯失了徹底清算毛澤東罪行的時機。這項歷史性的妥協，導致了今日「文革2.0」的死灰復燃。
文革殺人。（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顛倒是非 罔顧事實 鄧小平不惜一切保黨
1981年由鄧小平主導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是中共黨史上最具決定性的轉折點之一。這份文件在表面上終結了文化大革命的狂熱，但實質還是為保穩中共極權。
在《歷史決議》正式定稿前，中共中央於1980年10月召集了約四千名高級幹部進行長達一個月的討論。這些與會者幾乎都是在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甚至曾在秦城監獄中九死一生的高層人物。
會上有激烈的批毛聲浪，當時氣氛極度沸騰，包括方毅、陸定一等元老，對毛澤東的批評不僅僅停留在「晚年錯誤」，而是直指其專制獨裁、大搞個人崇拜、踐踏黨內民主，甚至有聲音要求追究毛的歷史與法律責任。可惜的是，面對這種可能徹底摧毀毛澤東神壇的聲浪，鄧小平展現了其強硬的政治手腕。他以為，如果徹底清算毛澤東，中共的執政合法性將會崩盤。於是鄧小平親自定調：「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強行壓下了四千人擴大會議上的反思聲浪，並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此畫出了不可逾越的政治紅線。
鄧小平心中最大的夢魘也同樣是1956年蘇聯的「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赫魯曉夫對史達林的全面否定，引發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信仰危機。為了保黨，《歷史決議》採取了高度政治化的切割技術。決議將文革的災難性後果，大量推卸給林彪集團與江青「四人幫」，而將毛澤東的責任定性為「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犯了錯誤」。
決議刻意迴避了對「極權體制」本身的檢討。毛澤東之所以能發動文革，根源在於權力高度集中且不受任何法律與制度制約。但鄧小平為了維持中共的一黨專政，拒絕從政治體制上進行根本性改革，使得「權力不受制約」這一最大病灶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
《歷史決議》留下的體制黑洞，最直接的受害者便是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因為毛澤東的專制大家長作風未被徹底否定，鄧小平得以在實質上繼承這種不受程序約束的「最高權力」。當時胡耀邦等人積極推動「真理標準大討論」與平反冤假錯案，傾向於更徹底的思想解放。然而，因為《歷史決議》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不可動搖性，保守派隨時可以揮舞這根政治大棒來打擊改革派。
既然毛澤東凌駕於黨中央之上的行為沒有被徹底清算，鄧小平同樣可以憑藉元老身份，越過政治局常委會的正常程序。這直接導致了1987年胡耀邦被以「生活會」的形式非法罷黜，以及1989年趙紫陽因反對武力鎮壓而遭到軟禁。黨內最有可能推動政治體制現代化的兩股力量，就此被極權體制的魔性所吞噬。
太折騰 文革2.0又來了
多年後，薄熙來在重慶大搞「唱紅打黑」，依然具有強大的社會煽動力，其本質就是利用了《歷史決議》留下的意識形態漏洞。薄熙來利用毛澤東式的群眾動員、民粹主義和法外手段（如打黑沒收私人財產、活摘並販賣法輪功學員器官）來打擊政敵與積累政治資本。
薄熙來倒臺後，接著習近平還能迅速滑向「定於一尊」的個人獨裁，同樣是因為1981年沒有建立起防範獨裁的制度防火牆——政治改革；今日毛澤東的畫像依然高懸天安門，這讓新一代領導人可以名正言順地要求全黨全軍「忠誠核心」，出版海量的領袖著作，重新掀起個人崇拜、大搞獨裁。
當年的《歷史決議》沒有徹底否定殘酷的黨內鬥爭。如今，透過「反腐」名義進行的選擇性清洗，將大批高官送入秦城監獄，其本質與文革時期打倒「走資派」的政治清洗如出一轍，只是披上了現代化的法紀外衣。
1981年的《歷史決議》讓中共政權續命，鄧小平只是用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掩蓋了政治上的毒瘤。這項妥協雖然換來了幾十年的經濟增長，但極權的幽靈從未離開中南海，中國老百姓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折騰。
前美國國務卿首席中國政策顧問余茂春（Miles Yu）曾多次指出，中共體制的核心特徵就是「馬列主義的偏執狂」。這種偏執不僅對外視自由世界為敵，對內更是將所有同僚視為潛在的篡權者。顯然，習近平今日對個人「政治安全」的極度焦慮，與毛澤東晚年的心理狀態相差無幾。
經濟學家程曉農博士亦指出，中共的極權模式在經濟紅利耗盡後，必然會退回高壓控制的老路。習近平在「保證絕對權力」與「發展經濟」發生衝突時，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正如毛澤東時代，人民越是一窮二白，國家越能透過壟斷資源來控制社會。
最後，宋永毅教授還給出了一個非常誠實的評論：很多重大的變革，只有等待這些獨裁者生命終結才有契機……我們恐怕還是要等待上帝（神）來解決問題。獨裁者不可能活到150歲。生命的自然更迭，往往是極權統治最難以跨越的門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