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0日，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發表演說。（Fabrice COFFRINI / 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5月23日訊】（看中國記者孟浩綜合報導）今年1月，卡尼政府與北京達成初步貿易協議，將中國電動汽車的關稅從100%大幅下調至6.1%，首年進口配額設定為4.9萬輛——此舉不僅觸怒了川普(特朗普)政府，華盛頓隨即威脅若加拿大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將徵收100%關稅，更讓資深調查記者薩姆·庫柏（Sam Cooper）數月前的警告赫然在目：當這名記者二十年前開始追蹤溫哥華賭場裡來歷不明的現金時，他沒有想到這條線索會延伸至中國軍方高官、統戰部網路，最終觸及現任總理的商業圈層。加拿大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至今仍未落地，渥太華已先一步向北京打開了大門。
從賭場到國會山：一位記者的二十年追蹤
薩姆．庫柏（Sam Cooper）是加拿大最具影響力的調查記者之一，也是獨立新聞平臺《The Bureau》的創辦人。他的職業生涯始於溫哥華社區新聞報導，從北岸土著社區的毒品問題，到卑詩省賭場中數以億計的洗錢交易，再到中共通過精英商業網路對加拿大政治體系的系統性滲透。庫柏用二十年，沿著一條旁人不敢輕易踏上的路，追溯著隱藏在民主制度陰影之下的權力脈絡。
「我剛到溫哥華時，就被這座城市的毒品問題深深震撼，」庫柏說，「但隨著時間推移，我逐漸意識到，這不只是一個犯罪故事，而是一個關於政治腐蝕、外國影響和制度失靈的故事。」
庫柏的代表作《Willful Blindness》（《蓄意失察》）詳細記錄了他所稱的「溫哥華模式」，即中共跨國有組織犯罪與洗錢網路如何滲透卑詩省賭場、房地產市場乃至政治捐獻體系。卡倫委員會（Cullen Commission）的調查結論為他的報導提供了關鍵佐證：僅2014年一年，就有12億加元經由卑詩省政府賭場被洗白，其來源與庫柏所記錄的中共跨國犯罪模式高度吻合。
威脅不止於文字：來自國家安全部門的警告
庫柏在2023年就中共干預選舉問題在國會作證後兩天，王家騎警（RCMP）國家安全部門的官員登門造訪，向他宣讀了一份經司法授權的嚴重警告，告知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相關報導的記者，面臨"嚴重且令人難以置信的威脅"。
對此，庫柏沒有選擇沉默，也沒有選擇退縮。「我已經聘請了一位前特種部隊軍官進行安全訓練，」他坦率地說，「我知道如何保護自己。但令我悲哀的是，作為一名加拿大記者，我竟然需要這樣做。」
更令他憂慮的，是政府對這一威脅的回應方式。他直言不諱地表示，對加拿大政府保護記者和海外華人社區的能力，他「沒有信心」。他特別批評了卡尼政府在面對川普貿易壓力下向北京靠攏的姿態，以及RCMP與中國警方簽署所謂「合作協議」的決定——在他看來，這恰恰是對那些遭受中共騷擾的海外華人社區的背刺。
網路有多深：從賭場到統戰部
庫柏的報導之所以引人入勝，在於他呈現的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張龐大且有據可查的網路圖譜。
他描述了自己早年報導中發現的一個典型場景：街頭毒販將一袋裝滿毒資的手提包，交給一位西裝革履、從中國專程趕來的富商，而卑詩省政府的賭場對此視而不見，任由這筆錢被合法洗白。這名富商，後來被證實是一位前中國軍方高級官員，在弗雷澤河谷擁有一處價值驚人的莊園，車庫裡停放著包括蘭博基尼在內的數十輛豪車。而此人，同時出現在列治文市的球場包廂裡，與中國駐溫哥華總領事、加拿大議員併肩而坐。
「這就是中共統一戰線工作部在溫哥華的運作方式，」庫柏說，「毒販、前軍官、領事官員、社區領袖、商界名流，他們在不同層面建立起商業、社會和政治關係，但核心目標只有一個：推進習近平的政治議程。」
卡尼、博楓與「精英俘獲」的疑問在今年四月錄製、後由《The Bureau》發布的一期播客中，以及隨後在華盛頓哈德遜研究所與前白宮國家安全官員邁克．多蘭（Mike Doran）的對話中，庫柏將目光轉向了現任總理卡尼（Mark Carney）及其背後的商業網路。
庫柏的核心論點，是他所稱的「統戰影響手法」（United Front influence tradecraft）在精英層面的運用：中國通過向華爾街、灣街（Bay Street）和矽谷的頂級金融機構注入投資，在西方最具政治影響力的商界人士中建立「義務紐帶」，進而形成對政策決策的軟性影響。
在卡尼的案例中，庫柏指出，卡尼在擔任博楓資產管理公司（Brookfield Asset Management）要職期間，該公司在中國的綠色基礎設施和房地產領域獲得了相當程度的優惠准入。庫柏認為，這在卡尼的私人商業利益與其政府的對華政策之間，製造了"利益衝突的觀感"（the perception of aconflict of interest）。
他在播客中措辭審慎但立場鮮明地說：「現在可以說，從情勢上看，有合理理由認為，馬克．卡尼正在做出有利於他自己以及那些推動他登上自由黨領導層的人的決策，而這些決策將加拿大的國家安全、經濟主權以及與美國的關係置於次要位置。從戰略層面來看，卡尼推進與中國戰略夥伴關係的一系列舉動，若不從這個角度解讀，實在難以找到合理的邏輯。」
他同時明確指出，這是他基於現有證據的「情勢推斷」，而非已經證實的直接證據——這一點，是庫柏與那些輕率定論者之間的重要區別。
馬榮錚倒戈：另一個令人不安的案例
在討論中國干預加拿大選舉的具體案例時，庫柏重點分析了前保守黨議員馬榮錚（Michael Ma）的「倒戈」事件。
根據庫柏從加拿大安全情報局（CSIS）獲得的文件，中共在2019年聯邦大選期間展開了高度精密的干預行動，策略是同時向不同政黨的特定候選人提供支持，以最大化對加拿大政治體系的槓桿影響。文件顯示，中共既支持特魯多，也有意向保守黨和新民主黨的部分候選人輸送影響力，以此向渥太華施壓，要求釋放被拘押的華為高管孟晚舟。
馬榮錚在2025年當選後突然倒戈加入卡尼領導的自由黨，隨即跟隨卡尼出訪北京，且始終未能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庫柏披露，有照片顯示馬榮錚與多名官方認定具有統戰背景的社區領袖存在關聯，甚至有影像記錄顯示其佩戴紅領巾、在中國國歌和軍事圖像的背景下出席活動。
「這不意味著馬榮錚在台面下與這些統戰人士達成了什麼交易，」庫柏特別強調，「我沒有這方面的證據，也不會如此指控。但在我所掌握的整體背景下，這合理地引發了外國干預的質疑。目前看來，情況非常糟糕。」
制度的裂縫：RCMP、法律體系與澳大利亞模式
庫柏對加拿大執法和司法體繫在應對這一威脅時的軟弱，同樣直言批評。
他指出，RCMP曾無法獲得針對溫哥華錫納羅亞卡特爾（Sinaloa Cartel）操作員的竊聽授權，而在美國和澳大利亞，針對此類跨國犯罪組織的司法授權門檻遠低於加拿大。加拿大的《斯廷科姆規則》（Stinchcombe disclosure）要求警方在一定時限內向嫌疑人律師披露監聽信息；而《喬丹規則》（Jordan rule）則規定複雜案件必須在嚴格時限內完成審判，否則案件將被撤銷。庫柏指出，多起涉及跨國犯罪的重大案件正是因為這兩項規則而宣告失敗。
「這不是說加拿大的權利憲章有問題，」庫柏說，「問題在於，這些規則的解釋和運用，已經在實踐中成為有組織犯罪的保護傘，而不是普通公民權利的守護者。」
以澳大利亞為對照，庫柏指出澳大利亞在遭遇類似的中國政治獻金滲透事件後，建立了更為嚴格的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並成功完成了若干起訴案例。相比之下，加拿大《C-69法案》授權建立的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在國會全票通過近二十個月後，至今仍未正式落地實施。
普通加拿大人能做什麼？
面對這一複雜而令人不安的圖景，庫柏對普通加拿大人提出了務實建議。
他認為，最重要的是打破認知誤區：在川普政府的強硬姿態下，許多加拿大人將美國視為首要威脅，進而傾向於支持政府與北京靠攏。庫柏對此明確反對：「如果你認為美國是敵人，而不需要擔心中（共）國，那麼你對世界的認識是錯誤的，你的投票將傷害你自己，也將傷害你的下一代。」
他同時呼籲選民在投票前審視候選人與外國網路的關聯，要求政府在啟動任何對華貿易協議之前，先行落實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在這個登記制度尚未到位的情況下，卡尼就去北京談貿易，」庫柏說，「這在我看來是嚴重的失職，因為我相信可以證明，有若干對自由黨頗具影響力的人士，本應出現在這份登記冊上。」
在個人層面，他建議海外華人社區關注自身安全，並鼓勵更多人支持獨立新聞機構——「不是因為獨立媒體永遠正確，而是因為當主流媒體因政府補貼而趨於保守時，獨立的聲音是保持民主清醒的最後防線。」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
在與主持人的對話結束前，庫柏將話題拉回到他二十年新聞生涯的起點：那個在溫哥華街頭，看著毒品侵蝕原住民社區的年輕記者。
「我不覺得我應該在加拿大收到王家騎警（RCMP）的安全警告，」他說，「我也不覺得我的同胞——無論他們來自哪個移民社區——應該因為地緣政治原因而生活在恐懼之中。」
五角大樓近期暫停了擁有86年歷史的美加聯合防務委員會，理由正是加拿大在國家安全和軍費承諾上的懈怠。這一消息，在庫柏看來，印證了他數月前的判斷：「美國的調查壓力和國家安全壓力只會越來越強。渥太華的領導層，在中美之間的抉擇上，要麼是嚴重失職，要麼是腐敗——我目前能給出的最好答案，就是這兩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