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 Li於六四期間在天安門廣場絕食。（（The Epochtimes Jian Liu提供）
【看中國2026年5月24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採訪報導）目前旅居加拿大的李先生（Tom Li）是1989年時為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學運第一批參與者、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者。在六四37週年前夕，《看中國》對他進行了專訪。讓我們從這位親歷者的回憶中一窺六四學運的真實歷史。
最初的訴求
1989年4月15號，胡耀邦去世了。4月17號，我們的戰火就打響了，我們學校（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是最早走出來的一批。
當時學校不讓我們拿校旗，我們就拿了法律系的旗子。所以當時《美國之音》報導說「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律系學生開始上街遊行」，其實不是整個法律系，是整個學校的學生。
我們到了天安門廣場之後，沿著廣場走了一圈，然後放哀樂，呼喊一些口號。我們的口號是「要求法治、要求民主、反對官倒、新聞自由」，都是一些最基本的訴求。因為這些東西，當時我們純粹覺得都是正當的一種民主訴求，我們提出的那些理由都是合理合法的，並沒有超出法律的範圍。
4．26《人民日報》社論與4．27大遊行
後來「4．26社論」出來了。那個時候的變化，大家非常氣憤。
官方把我們定性說成是「動亂」。我們是為了表達正常的訴求上去遊行，我們就動亂了呢？本來是正常的悼念活動，你把它定性成一個更嚴重的性質的、不利於國家社會的、違法無政紀的一種「動亂」，大家實際上非常生氣。
於是，大家開始燒《人民日報》，把報紙全給燒了，從樓上燒到樓下，有的將啤酒瓶砸下來表達氣憤。然後決定第二天我們就遊行。整個北京的學校基本上都在氣憤當中，實際上是政府拱起了這股火。
4月27號那天大遊行，規模非常壯大，各學校的人非常多。雖然有警察一路上擋了一下，但我估計他們背後接到指示了，說不能過於對抗，如果實在擋不住就要放開。所以我們學生用力沖的時候，警察就靠在那邊讓路了，我們成功地完成了大遊行，整個走完了二環路一圈，行程大概有十幾公里。
當時我們絕對沒想到最後會鎮壓，覺得沒有到那個程度，他們也沒有必要做出那麼激烈的反應，一切還都在可以商討、可以對話的範圍。
5．13絕食的抉擇
4．27大遊行之後，政府象徵性地舉辦了幾次對話會，但是都不成功。因為他們不承認高自聯，他們不接受高自聯成員的提問，他們只是和傳統的學生會代表來進行對話。並且這個對話是不能自由發言的，他們只願意聽提問，不願意自由發言。
看到這個對話之後，我們覺得受欺騙了：你根本不是正常的對話，你不想解決問題。
後來趙紫陽出來發表講話，說「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但我們覺得，這場悼念活動你既然定性為「動亂」，你並沒有撤回呀。那你可能對我們拍個照、秋後算賬嗎？我覺得這場民主活動如果沒有任何結果，不能半途而廢，我們應該有更大的行動。
這時候正在醞釀的時候，北大、清華首先率先在5月13號絕食了。當他們的絕食隊伍經過我們學校門口的時候，我們都聽說了。
其實一開始我沒有參加，我們班同學有幾個跟著去了，我們幾個留在學校的同學說：「哎呀，誰誰誰去參加絕食去了，這怎麼能行呢？絕食不吃飯會有危險，沒必要用我們的生命去跟政府這種特殊的行為去對抗。他流氓，他不講道理，你還那麼真誠地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沒必要，勸回來，我們用別的方法！」
於是我們就去半路追那個同學。結果半路追上的時候，可能受到現場氣氛的感染，我們也覺得就應該去！我們就跟著那隊伍一起，也決定參加絕食了。
記者：你能描述一下當時的氣氛嗎？
當我們到了新街口，那個氣氛徹底感染了我們。
第一，周圍的市民非常的熱心、熱情、善良。他們一路上喊口號支持我們，說「大學生好樣的，支持你們，你們做得很對！」；第二是實際行動，他們在路邊擺放綠豆湯，還有包子、饅頭、點心，免費給我們提供水。
我們覺得受到了鼓舞。我們不僅僅是為了我們的理想，我們也代表了人民的呼聲、人民的願望，這是一種歷史的責任感。我們大學生沒有後顧之憂，我們在讀書，沒有家庭，我們可以用年輕的生命去喚醒這個殘忍的政府。至於絕食對身體的損傷，在那個時候根本不會前怕狼後怕虎，就是義無反顧，這就是青春的熱情，這種犧牲奉獻都是值得的。
廣場上的百感交集與戈爾巴喬夫訪華
5月13號大概晚上7點鐘、黃昏左右，我們到了天安門廣場。
每個學校選擇了自己插旗的位置，把校旗搭起來，隊伍維持好，我們政法大學的隊伍就規規矩矩地坐在那裡不吃不喝。外圍有我們的糾察隊，防止外人混入搗亂，以免給警察造成口實。
為什麼我們要在這個時候絕食？因為5月15號戈爾巴喬夫要來訪華。
我們決定用絕食這種方式佔領廣場，給政府施加壓力。你要接待戈爾巴喬夫，要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的閱兵儀式迎接，那你就要提前和學生對話、解決問題，你不能再敷衍我們。如果你敷衍我們，重大的外交活動就要受到干擾。
而且當時香港的、歐美的、日本韓國的媒體都要提前來，正好可以採訪我們、報導我們。等於我們有了新聞報導的渠道，否則中央官方媒體是不會報導我們的（聲音）。這也是當時高自聯或者學生組織團體決定這樣做的原因。
當晚很冷，我們把軍大衣披在身上，也很餓。那一夜其實沒有睡好，總是有新的消息傳來，有噪音。人一會醒、一會眠，情緒很不穩定，一會興奮一會沮喪，百感交集。
到了14號凌晨，太陽升起來了，這一天白天官方仍然沒有任何反應。當時我的心情是很絕望的，我覺得我們這場絕食的抗爭可能沒有任何意義，政府可能不買賬，因為第二天15號戈爾巴喬夫就要到了。
大概中午左右，一個背著相機的年輕大學生走過來到處拍照，其中就拍到了我。他說：「哎呦，你能不能坐高一點？太低的話拍不到後面的背景，不知道這個事情什麼時間地點發生的。」我於是決定把軍大衣墊高一點，坐在軍大衣上面，比別人高出了一兩個頭，他正好拍下了那張照片，背景裡有天安門廣場。拍完他就離開了，我也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後來這張歷史照片流出，有拍攝者Jian Liu提供給了一家海外獨立中文媒體。）
放棄絕食 轉入地下廣播與戒嚴傳聞
到了15號早晨，我們已經絕食一天半了。人又餓又冷，情緒在那種激昂、痛苦、憤怒的波動中，飢餓感和痛苦更強烈。
我和同校的一個同學說：「肯定覺得是沒必要，這個政府不值得我們用絕食這種方式去和他抗爭，放棄，咱們走吧。」
我們倆就決定到前門地鐵站那裡坐地鐵回去。當時真的很餓，走到一家餃子館，老闆說：「你們是絕食的學生對不對？免費！隨便吃，想吃什麼給你吃。」市民真的很可愛，我們很感動，吃了點餃子，給老闆鞠躬說謝謝。
但是我們不想絕食了。這個政府是流氓，我們沒有必要犧牲生命去做這種無用功。
從那天開始，我再也不絕食了。我回去參加了其他的活動。因為當時我們學校的廣播站已經被學生接管了，就在校門衛辦公室裡，搭建了我們的喇叭、電臺、放大器和話筒。有專門的兩個播音員，而我是在後面專門主導的——負責接稿子、出稿子、收集各個學校的傳單，把別的學校的稿件拿來播放，或者寫稿子宣揚民主自由的思想、報導廣場的情況。
那段時間，白天我們在廣播站工作，晚上在宿舍正常睡覺。因為從外地來了很多學生參加，北京的學生和外地的學生開始輪班（去天安門廣場），晚上交給外地學生守廣場，白天我們再去。
一直熬到了5月19號。我們在廣場聽說軍隊要進城了，要戒嚴了，天空還有軍用直升機。有傳聞說要放毒氣，我們就趕快給大家發口罩、發水，把棉布或頭巾噴上水擋住口鼻。這時候絕食立即停止，大家都站起來準備。
結果軍隊被城外的市民擋住了，沒有過來。之後，運動開始轉為市區的和平抗議活動。有時候我們也坐上遊說的卡車環城大喊，我還在手胳膊上故意插了自行車的鏈鎖，象徵著鐵鏈，然後在卡車上把它打開，見證我們掙脫鐵鏈、獲得自由。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6月3號之前。
撤離北京：父親的五字電報
在6月3號之前，我接到父母發來的電報，上面就五個字：「父病危速歸」。
為什麼會突然給我發這個電報？因為當時從東北進京的解放軍裡，有一個士兵在郵局給他家鄉發電報，我父親當時也正在郵局想把大字報通過電報發給我。
我父親在郵局就問那個當兵的：「你們知道你們去北京幹什麼嗎？」
當兵的說：「我們去拉練。」
我父親說：「你們不是去拉練，你們是要去鎮壓學生。我問你，如果你的上級軍官命令你開槍，你會開槍嗎？」
那個士兵說：「軍人的天職就是服從命令，我只能服從，必須開槍。」
我父親聽完嚇壞了，馬上把電報改成了「父病危速歸」。而且我父親在東北看到浩浩蕩蕩的軍車、坦克一輛接一輛地從我們家那邊的國道上開過去。他覺得太可怕了，北京要鎮壓了。
接到電報後，由於當時天安門廣場主要是外地學生留守，北京市各高校的學生基本都回到學校進行平時的活動。大家當時都在等待6月20號萬里（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從加拿大回國，舉行全國人大特別會議來解決李鵬違法戒嚴令的事情。我們以為中間會平靜一段時間，學校也一直沒有上課。
於是我就跟班長請假，說我決定回家看看父母。如果（電報內容）是假的，我馬上回來參加活動；如果是真的，辦完喪事我也準備馬上回來。
我去北京站準備上火車。一進入候車廳，我整個人被嚇壞了。候車廳裡坐滿了戴著鋼盔、穿著綠軍裝的解放軍士兵，一排一排地坐在那裡，手裡拿著槍。
我當時非常害怕，怕他們看出來我是大學生把我抓起來。我盡量把胸章藏好，非常低調地躲在角落裡，檢票的時候迅速通過。檢票口旁邊就站著端著槍的解放軍，一個一個看學生證、對照片，士兵說可以過去，鐵路人員才檢票。我盡量不激怒他們，不說話，最後長出了一口氣。當時火車也是免票的。
上車之後，我這一路都在擔心。因為我的大學同學和廣場上的學生並不知道已經有這麼多軍隊到了崗位。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這麼多軍人去幹嘛？我一直祈禱著不要出大錯，不要真的殺人。
我坐的是過夜的火車。這一夜，北京就發生了六四屠殺事件。等我到了家，已經是6月4號了。
思想的啟蒙與歷史的反思
回到家，我父親在收聽收音機。他告訴我：「北京開槍了。」
我們全家一起收聽《美國之音》、日本NHK、莫斯科廣播電臺。當時的收音質量非常差，斷斷續續受干擾，我們把鐵絲搭在外邊的晾衣繩上作為自製天線，信號擴大了，聽得更清晰。
當時我非常氣憤，我說我一定要回去，我的同學都在那裡，我不能待在家裡。我爸說你先等一等，看後續怎麼發展。第二天，電視上杜憲、薛飛穿著一身黑衣在播報（新聞聯播），我就覺得大勢不好了，回不去了。官方很快開始通緝21名學生領袖，接著學校發來信件通知：停課，不要返校。
整個夏天，三個多月時間，我一直在家裡聽《美國之音》。得知這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最終以悲劇收場，流的是大學生的血、市民的血。我對這個政府、對中國的民主之路感到非常痛心，也很氣憤。
記者問：六四事件改變了你對共產黨的看法嗎？
實際上並不是。六四事件只是我思想轉變的結果，而不是起點。
在八九學運發生前的三年大學生活中，我們已經受到了各方面思想啟蒙的影響。
當時有很多反思文化、傳播民主自由的書籍。比如《河殤》，電視片解說詞我都買來仔細讀；還有蘇曉康、劉賓雁的報告文學，像《陰陽大裂變》《黃河大移民》，都深深影響了我們。我自己還買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以及美國大使館免費發放的關於美國建國理念、歷史文件的小冊子。
在課堂上，我們的大學青年老師是很好的啟蒙者。包括現在在《美國之音》擔任評論員的陳小平老師，當時就是我的憲法老師。他在課堂上講憲法課，把四項基本原則一條一條地拿來批駁。在我們剛上大學的學生耳朵裡，這簡直是「驚天之雷」！覺得他太敢講了。但慢慢地，我們都接受了，意識到我們以前都被洗腦和欺騙了，老師講的才是正確的。
不光是法律科目，包括中國革命史的老師，都在課堂上跟我們講。從法律、人權的角度，讓我們看清了過去紅色歷史中的災難，看清了沒有法治的時候人權遭到多麼嚴重的踐踏。
經過這三年的洗禮，我們徹底改變了。我們已經不是剛入學時候的高中生了，我們變成了一個有法治精神、有人權意識、有民主追求、有自由觀念的新一代大學生，而不僅僅是書齋裡讀書的書蟲。
所以，當胡耀邦去世的時候，我們勇敢地站出來，是為了把我們的思想化為行動。
我們那一批人，不是被動捲入的，也不是官方所說的「受人矇蔽」。我們都是非常清醒、徹底覺醒了的一代人。我們覺得中國需要大變革，這個時代也要改變了，我們不甘心成為黨的奴隸。
那個時候，我們每天都覺得自己在親眼見證歷史、創造歷史。確實，那個時代太棒了，只可惜，最終被武力殘暴地鎮壓了，太可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