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六四（圖片來源：免費圖片）
【看中國2026年5月27日訊】大遊行和對話會
八年前的五月十七日這一天，北京市各界民眾一百多萬人從四面八方湧向天安門廣場。
沒有統一指揮，沒有統一號令。雖然浩浩蕩蕩，卻是秩序井然。口號不盡相同，目標卻是一致。反對官倒腐敗，要求自由民主。
那一天，人民日報的隊伍最為感人至深。許多受夠了歷次運動長期煎熬的老編輯、老記者，身披「高級編輯」、「高級記者」的紙帶，公然與中共中央劃清界線，唱對臺戲。隊伍中的白髮蒼蒼，有的歷盡磨難卻依舊雄風不減，精神健旺，如當時已七十五歲的我的恩師何匡；有的因多災多難、飽經風霜、久受摧殘，雖然目光明亮卻已搖搖晃晃、踉踉蹌蹌。隊伍中的名編、名記、名家有汪子嵩、藍翎、舒展等，還有幾位我尊敬的老大姐、阿姨一級的胡鑒美、吳元英、劉衡等。
那一天，烈日當空，紫陽高照，晴空萬里，風沙全無。為防止花甲、古稀們中暑，我們準備了人丹和清涼油；為了怕上了歲數的人們走得太累而難以返家，我們弄到了幾輛汽車把她們載回。
那一天，遊行隊伍回到報社後，我因實在怕熱而在辦公室裡喝水喘氣。大約是下午二點多鐘，一位年青人從五號樓二樓會議室旁邊的一間屋裡打電話給我：「老吳，對話會已經開始了，你怎麼還不來？老錢口才太好，你趕緊來吧！」於是我匆匆趕往對話現場。
老錢是指當時的人民日報社社長錢李仁。八七年反自由化，秦川的人民日報社社長職務被撤消後，錢李仁由中聯部部長轉任人民日報社社長。當時接替胡耀邦任總書記的趙紫陽為了掌控人民日報這個黨的喉舌，說服他的老熟人錢李仁來人民日報坐鎮。錢李仁當時的職務相當於中共黨內的外交部長，與各國政黨可以黨黨來往而周遊列國。人民日報社長雖然地位與中聯部部長同樣顯赫，但因輿論陣地處於事非漩渦實在太不安全。鄧拓、胡績偉、秦川都因無法昧著良心辦事而被撤職批鬥甚至自殺身亡。
錢李仁當時心情過於矛盾、複雜而難以自處。在中共黨內與錢李仁最有淵源的首推喬石，其次是趙紫陽。趙、喬二人當時都是傾向學生，而且是長期堅持的改革派。錢李仁本人亦應屬於改革派陣營。然而，當時的形勢已經是各路節度使揮兵京城，屠殺迫在眉睫。錢李仁為了使整個形勢降溫（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自保），不主張人民日報對學潮和民眾自發的民主愛國運動火上澆油。他這樣的主張，可謂一石三鳥。一是表明他頭腦冷靜，希望學生和民眾「見好就收」（此處學燦借用《北京之春》主編胡平用語），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二是由人民日報降溫，可帶領各媒體同退，減少推波助瀾，使鎮壓者不能毅然舉起屠刀。三是為自己個人留一條退路（並非一定錯誤，或許是保存下來，伺機為改革做事）。
錢李仁的角色是多重的。我們作為普通的編輯記者，雖然大多仍掛著共產黨員的招牌，但追求新聞自由卻是本份，自然也是首先考慮的因素。
為什麼許多黨員早已認識到一黨專政的醜陋，認識到中共的纍纍罪惡是絕非偶然，卻還要留在共產黨內？在這裡把我在《自由亞洲電臺》的「黨員心聲」專欄中講過的「我為什麼要參加共產黨」的三條抄錄，或許可以解釋清楚。這三條是：
第一、共產黨壟斷一切資源。要想活下去，活得稍微好一點，只能參加共產黨，從共產黨壟斷的資源中拿回自己應當擁有的那一份。
第二、共產黨不允許任何不同的聲音。我們從小就被灌輸了滿腦子的共產黨的說教，沒有不同的信息可以比較。
第三、入黨的時候還很年青，容易被共產黨那一套聽上去盡善盡美的騙子語言打動。
而且，我們這些普通編輯記者，之所以未能當官，大都是因為政治標準不夠，在擁護四項基本原則方面不能使上峰滿意。
再說，即使是符合了中共選拔幹部的標準而當上了局級、部級甚至更高的，也不能一概而論、良莠不分、一桿子掃光。且不說胡耀邦、趙紫陽，就說胡啟立、喬石，還有彭德懷、鄧拓、胡績偉、王若水、李銳、李昌等人，雖是共產黨的大官，心中未必就沒有「三權分立」的民主思想，至少有「民貴君輕」、「人民利益高於黨的利益」的概念。
因此，說到與錢李仁及其編委會的對話，不一定就是完全不同觀點的壁壘分明，或者只是角色不同而已。在那種情況下，由我們這些無官一身輕的人擔當「紅臉」的角色，由「身在曹營心在漢」的黨內大員擔當「白臉」的角色，從鬥爭策略和今後的形勢及退路來說，也許是最好的分工和自我安排。
我這樣說，決不是信口開河。已經譯成中文、由東方出版社出版的美國記者寫的《昨與今》，說到他對波蘭共產黨最後一任總理拉科夫斯基的採訪，問及同樣的問題，即：既然認識到共產黨一黨專制的醜陋，認識到共產黨政府的罪惡的絕非偶然，為什麼還要留在共產黨內，並且擔任共產黨政府的總理？拉科夫斯基的回答非常精彩：我們之所以繼續留在共產黨內，是為了更快地瓦解共產黨。由我們來做瓦解共產黨的工作，既方便快捷，又自然順當。
毛澤東歷來重視「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列寧說，「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因此，來自共產黨內部的反對派，對共產黨的打擊最為致命。因為熟悉，所以擊中要害；因為熟悉，所以拿捏準確；因為熟悉，所以不斷進行。六·四屠殺後，王震不止一次地講到，反對共產黨最起勁的，實際上就是共產黨員。
在五月十七日的對話會上，我對錢李仁說：「人們日報在歷次運動中都是犯了嚴重錯誤的。人民日報對歷次運動中死去的冤魂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人民日報的某些人實際上就是殺人凶手，是用筆殺人，是典型的刀筆吏。希望錢社長和各位編委不要重犯過去已經犯過的錯誤」。我以「四人幫」時期的人民日報總編輯魯瑛為例，說明跟著黨中央總是免不了要犯錯誤，希望他這次不要重蹈魯瑛的覆轍。錢李仁對我把他與魯瑛相提並論極為惱火，幾乎把握不住黨內外交部長應有的風度，言詞顯得有些失範，受到文藝部編輯李彤（隨張藝謀前往柏林領取《紅高梁》金熊獎的採訪者）的怒斥。
其實，共產黨對於魯瑛的處置比起對鄧拓的處置要寬大得多。對於左的錯誤，認為是方法問題；對於右的錯誤，就認為是立場問題，往往是被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這也是事實。所謂右的錯誤，往往是要共產黨放棄一黨專政。共產黨一旦放棄一黨專政，就會一敗塗地。所以，鄧小平一再強調：「我們不能退。你退一寸，他進一尺，再退，就要拱手交出天下了。這個天下，這個江山，是我們犧牲幾百萬人的生命換來的。」
對話會上，除總編輯譚文瑞稱病未參加，其他編委即五位副總編自始至終都在，卻沒人說一句話。沒法說。支持錢李仁扮演的角色，他們不是心甘情願；支持我們這些編輯記者和印刷廠的工人、車隊的司機、飯堂的炊事員，就是和黨中央對著幹，不但官銜保不住，恐怕連飯碗都會成問題，嚴重的還要坐牢。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做好做牢的準備。事實上，不僅是參加對話會的五位副總編輯陸超棋、範榮康、余煥春（兼海外版總編輯，六·四後發配四川）、保育鈞（兼秘書長）、李仁晨支持我們的意見，就是錢李仁也並非真心完全反對我們的意見。
我們在對話會上提出兩條意見，要編委會順從民意。
第一條，在人民日報發表一篇社論，全面否定四·二六社論，肯定學生和廣大民眾是要求自由民主，是愛國行動。如果不能以社論的形式發表，可以退而求其次，以本報評論員的名義發表否定四·二六社論的文章。
第二條，在五月十八日的報紙上，全面、詳細、客觀、準確地在頭版頭條以最大號字的通欄標題報導五月十七日的全市大遊行。
對話會上，錢李仁與我們唇槍舌戰，堅守防線，反覆說明我們提出的兩條意見不能被採納的理由。
我們當然不甘示弱，針鋒相對地提出：如果不能順應民意，落實兩條意見，全體編委應立即辭職。就在節骨眼上，一個編委會的秘書謊稱中央辦公廳來電話要錢李仁去接，錢李仁趁機溜之大吉。
錢李仁走後，其他副總編輯如木雕泥塑，一言不發。對話會對不下去，只得散場。
不能就這麼算了。晚上，由海外版體育記者張抒（因與我一起印製號外繫獄一年多）和科教部編輯祝華新（八七年編輯著名的《反右運動三十年》而挨整）組織了靜坐示威，要編委會落實二條意見，否則五月十八日的報紙就不要出了。經過反反覆覆的許多運作，不知怎麼樣，編委會就答應了第二條意見。大家覺得取得了一半的成功，也就不為已甚，各自散去。
五月十八日，人民日報以直排最大字號雙排標題上天下地報導了五月十七日八九民運期間最大規模的遊行。標題是：
首都百萬群眾走上街頭支持廣大學生愛國行動（請排黑體）
人民日報號外
八九年五月二十日上午八點半，我準時來到報社。當時我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五版當編輯。五版是港臺、僑鄉。我們每兩個人一組，做值班編輯，每組值班半個月。我和年青編輯王連偉一組，從五月十六日值班到五月三十日。我們兩人的分工是：他設計版面，我製作標題。
我到報社主樓（五號樓）門前，見到有二十幾人議論紛紛，手裡還拿著什麼材料在看。我看到王連偉也在，就向他走過去。他也見到了我，舉手跟我打招呼。我正要批評他為什麼還不上四樓去畫版，他卻向我遞過來一張紙。
我拿來一看，是「趙紫陽的五點聲明」，落款是「北大傳單」。我見到這個材料，就把值班的事情暫時忘在了一旁。我一口氣看完，連聲說了幾個好！好！太好了！這時人群中有人說道：「我們把它印成號外發出去」。我當即表示贊成。可是，我想到值班的事，就對連偉說：「你先去畫版，我去印號外，我們一會就印完了。印完了我再上四樓去做標題，出不了事」。可連偉一反常態，不聽我的話了。他說：「老干（因我經常模仿中共老幹部醜態，維妙維俏，尤以模仿彭真訪日本、王震拄拐棍流哈喇子接國書最為逼真，因此得了這個綽號），我也要去印號外，印完了再去畫版。」我說：「那不行，不管怎麼說，報紙還是要出，正常工作還是要做。」連偉說：「那你先去值班，我一會就回來。」我當然不願失去參加印製號外的機會，又不能逼迫連偉不參加這個行動。正在躊躇，連偉說：「咱們版上有個不成文的規矩，九點鐘值班編輯不到位，別的人就會頂上去。今天，鐘嘉、曉星（都是五版編輯）都在，她們見我們不在，就會頂上去的。」我一想，確是這麼個情況。於是，放心大膽地與張抒、宋斌、王連偉、張大農（編輯、記者）、唐皿威（圖書館工作人員）、張雙林（海外版辦公室幹事）等八九人往印刷廠走去。
印刷廠在二樓。走到拐彎處，我想起幾天前我們拿著張平力（海外版記者）寫的否定四·二六社論的評論文章去海外版排字車間打字時，車間主任（一個姓張、一個姓溫）在車間門口堅決擋住我不讓我進門。這兩位車間主任與我平時嘻嘻哈哈，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尤其是姓溫的，我乾脆叫他「溫雞」，他還是嘻嘻哈哈地一點不生氣。可是，當我們的行動要危及他的車間主任（科級）小小官銜甚至飯碗時，他的黨性馬上堅定起來，一改往常的嘻皮笑臉，變得滿臉殺氣，與姓張的兩人使勁地把我往外推。我也不示弱，拚命往裡擠，還大罵他們是白眼狼，翻臉不認人。可他們說：「沒辦法，我們是公事公辦，沒有頭頭的簽字，你打死我們也不能讓你印。」我們雖然有十幾人，但如果硬要闖進車間，那就只能武鬥。我不願見到這樣的後果，只得作罷。這一次，我就想到人民日報辦的公司（名字叫開源公司，意為廣開財源）所屬開源印刷廠去印刷，那裡也許能行。開源印刷廠就在人民日報印刷廠後面的地下室（紐約的華人叫做土庫）。
我們進了開源印刷廠，見到了徐副廠長。我上前說明來意，他向我要批件，要看領導的簽字。我說：「已經派人去讓值班副總編輯簽字了，馬上就拿來。因為時間緊迫，我們要趕在戒嚴開始（上午十點）前印好。」他未置可否，我們就往車間走去。
這次印製號外，像八九民運中的其他行動一樣，仍然是由張抒負責安排的。我與祝華新、張抒、張平力四人聯名曾在五號樓一樓的評報欄貼過告示，時間大概是四月二十八日。那時候報社的人還沒有開始單獨遊行。我們的告示是號召報社同仁行動起來，投入民主運動大潮。當時有人勸我和張平力，說我們平時自由化表現太多，組織報社的活動可能一開始就會受到報社領導的阻撓，增加運作的難度。於是，我不作為組織者，只作為參加者，積極參與張抒、祝華新組織的每一次行動。
張抒每天晚上都去廣場到凌晨三四點才返回報社。連續二十幾天，早已疲倦不堪，何況還有日常工作要做呢？那天，進入開源印刷廠，在沙發上一坐下來，剛在「北大傳單」上加了一句話，張抒就倒在沙發上，呼呼睡了過去，手中還沒來得及吃的麵包掉在了沙發上。
張抒加的那一句話是：「要求人大常委會召開會議，罷免李鵬的總理職務」。
張抒睡著了，搖都搖不醒，睡得就像死人一樣。
怎麼辦？難道竟罷了不成？於是，我擔當起組織、指揮者的角色。
我很快分好了工。當時有幾個印刷廠的小姑娘情緒很高，都要參與排字。我靈機一動，把「北大傳單」裁成幾條，每一條都是幾行字，而且都是另起一行。我把裁開的「北大傳單」分給幾個小姑娘，讓她們分別去字架上揀字。
當時的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海外版已經實行電腦排版。原來的活版車間的設備給了開源印刷廠。我們在開源印刷廠，彷彿回到了原來人民日報印刷廠的活版車間。
揀字姑娘揀的當兒，我就在想應該印成「人民日報號外」。我把自己的想法跟大夥一說，贊成的、反對的大概各佔一半。反對的說印成「號外」就行了，印成「人民日報號外」可不是玩的，弄不好要掉幾個腦袋。我聽說要掉幾個腦袋，豪氣頓生。我真的想起我最崇敬的「一代報人邵飄萍」。當時我想：「只當六零年餓死的，豁出去了。假如六零年餓死了，後來的二三十年也是白揀的」。於是我說：同意印「人民日報號外」的留下，不同意的可以離開。但是，在當時那種群情激奮的情況下，沒有一個人願意離開。於是我的提議被通過。
我擔心報社領導聞風來制止，便派人到樓梯口守望。如果有領導來了，咳嗽一聲，我們就把材料藏起來，另外尋覓時機再印。我還擔心有個別人打電話報告領導，便派可靠的人專門守護車間唯一的一部電話。
排好了字，我們就在滾式印刷機上手工推印。印得還挺清楚。印好了樣子，我讓在場的所有的編輯記者每人都較對一份，然後集中到我手裡。我是在場的年齡最大、資格最老的編輯。我很快定了稿，交給排字姑娘改字後再去印刷。當我們印到六七百份的時候，徐副廠長回來了。他說不能印了，還要收回已經印好的「人民日報號外」。我示意在場的人每人身上藏了若干份。徐副廠長抓到了一二百份，就又出了車間的門，大概到領導那裡報告，說他已收繳了印好的「人民日報號外」。
徐副廠長走後，我趕緊把宋斌、唐皿威、王連偉、張雙林、張大農幾個人叫過來。我畫了一張草圖，上面有天安門、前門、東單、西單、美術館等地名，讓他們分別去散發。宋斌第一個拿了二百多份，匆匆忙忙走了出去。我記得派他去的地點是天安門和前門。第二個走的是唐皿威。他去的是東單和美術館。他們走後，徐副廠長又轉了回來，於是我們各自揣著印好的號外，離開開源印刷廠。到我們離開的時候，張抒還沒醒來。我讓王連偉把他拖起來，一同走出了開源印刷廠。張抒雖然沒能參加「人民日報號外」的印製過程，但他加的一句話卻是「人民日報號外」本身獨有的內容。雖然我們的落款還保留了「北大傳單」的字樣，但標題卻是大號字「人民日報號外」。
就在姑娘們揀正文老五號字的時候，我到放大號鉛字的架子上找大號的「人民日報號外」六個字。因為不熟悉字架的排列，找了好一會才找到「人民」兩個大號鉛字，還好一陣子欣喜。再找「日報號外」幾個字，就大費周章。正在繼續尋找，來了一個小姑娘，我就問她「日報號外」四字在哪裡？她嘴裡哼著「眼鏡白戴了，真笨！」走過去拿了過來。我如獲至寶，跑過去放在拼好的字盤上，讓排字工安排好。
印完「人民日報號外」，回到我的辦公室。當時，我的同事陳曉星、聶傳清、陳輝幾個人在，我告訴她們：「我可能要被殺頭。但是做了這件事，要殺頭也可以了」。鐘嘉不在辦公室，她果然與另一人代我們值班去了。
當天中午在飯堂吃飯，副總編輯兼秘書長保育鈞走到我們飯桌前對我說：「你幹的好事，這下怎麼辦？」我沒說話。
晚上，中央電視臺播放人民日報聲明：「一小撮人盜用了人民日報名義印製的人民日報號外，與人民日報無關，特此聲明」。
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審訊」中，北京市中級人民檢察院分院（這個分院專門對付六·四反革命）李磊森宣讀起訴書時說到：「吳學燦盜用人民日報名義，夥同張抒、宋斌等人印製人民日報號外」。我立即打斷他：「你這是盜用北京市中級人民檢察院的名義，在宣讀所謂的起訴書」。他說：「我是檢察院派出的公訴人，怎麼是盜用檢察院的名義呢？」我反問他：「我是人民日報的編輯兼記者（公安部通緝令用語），怎麼是盜用人民日報的名義呢？」他無言以對。審判長丁鳳春卻指著我說：「不要影響公訴人的工作」。我沒理他。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丁鳳春宣讀判決書時，把這段話改成「吳學燦夥同張抒、宋斌、唐皿威、王連偉等人（均另案處理）擅自印製人民日報號外」。
由於印製人民日報號外，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外有期徒刑四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宣判後我仍被關押在秦城監獄二零三監區一零八室。從九一年四月開始，我每晚吃安眠藥才能睡覺，大概是得了單人牢房綜合症。到九二年三月二十日之前，每天吃安眠藥都能睡五六個小時。到了三月二十日夜裡十二點，戴醫生按時給我送藥，並看著我吃了下去。我吃完藥後就睡，很快就醒來。我看天還黑得很，就問守在門口的武警戰士幾點鐘。他告訴我說「十二點半」。才睡了半小時，我就醒了。於是接著再睡。可是怎麼也睡不著。以後每天如此。到五月份，肛門長了膿包，沒法走動，監獄把我弄到復興醫院去開刀。手術室裡有一地秤，我一絲不掛才稱了三十五公斤還不到。記得我當時的小腿就跟現在的胳膊差不多。九二年七月一日，我被轉到北京第一監獄。十三天後即九二年七月十三日，我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
張抒被關押一年後釋放。李鵬看到他加的那句話，便批示公安部「清查到底」。在我開庭時，張抒堅決要求出示他加了那一句話的證詞，意思是由他承擔相應的責任。我不同意。由於我堅決不同意在法庭上出示張抒的證詞，張抒才沒被判刑，「取保候審」，不了了之。出獄後，張抒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每月二百元生活費。一發工資他就送一百元到我家，直到我出獄。
宋斌也被關了五個月，後被強行攆出人民日報，現在在一個朋友的公司裡做事。
月黑殺人夜
我在九零年六月四日六·四週年時在監獄裡寫了「六·四週年祭」一詩：「六月月牙光，疑是臘月霜。鐵車呼嘯過，哭聲震天響。小荷斷尖角，蜻蜓飛戎羌。瀛臺柳稍浮，不許論短長」。
月牙光，說的是月亮未圓之時。我們老家有句土話，叫做「初二三月牙彎。」六月三日是公曆。我的詩是借了這「三」字，把公曆當作陰曆，便於成詩。月牙光，即指六月三日之夜。其實，當夜並無月光，記得是個陰天。
晚上六點鐘，我吃過飯，就推著我的永久十七自行車，往廣場騎去。走到我們胡同口，就見一隊軍人從北往南向北京站方向走去。我當時住在人民日報的平房宿舍，在東城區遂安伯胡同。我們的胡同東口是朝陽門南小街。南小街通往北京站。向北京站走去，到長安街，叫做北京站口。這一隊軍人從北面什麼地方來，不得而知；但往南看來是到北京站口再往西轉往天安門廣場。胡同裡的人們紛紛出來勸阻軍人不要前往廣場，不要與學生發生衝突。我急著趕向廣場，就騎上車子從北京站口轉往東單向王府井、天安門騎去。
過了東單，只見數百名軍人，被數千民眾攔住，正在對峙。一名軍人解下腰帶往阻擋去路的人們頭上揮去。「啊！」一聲尖叫！「血」！「流血了！」人們嚷起來。於是，阻擋軍人的民眾一擁而上，紛紛拉奪軍人拿在手裡或仍舊捆在腰間的帶鐵頭的腰帶。軍人不願被搶走腰帶，一團團地扭打起來。我推著車子到處勸阻：「不要打！有話好好說」。可是誰也聽不進我的話。我走到一團扭打的人面前，見到三個市民與兩名軍人對峙。我就上去勸阻，叫他們脫離接觸。可是，這五個人箭拔駑張，一個個瞪著紅紅的雙眼盯視著對方，恨不能把對手一口吞了下去。我說：「不要打了，都是老百姓，只是穿沒穿軍裝罷了」。聽了我的話，穿軍裝的和沒穿軍裝的都對我吼起來：「你是幹什麼的？」那意思是都想和我交手。我一看這些人都瘋了，打紅了眼，什麼話都聽不進，趕緊往廣場騎去。
就在我騎車到南河沿時，從衛戍區、市政府方向傳來轟轟隆隆的聲音。剛聽到聲音不久，就見到三輛裝甲車從市政府方向駛上了長安街，兩輛往東，一輛往西。
長安街上站滿了人。裝甲車的速度太快，估計時速在八十公里以上。剛聽到聲音，裝甲車就劃開紛紛躲避的人潮，呼嘯而過。那情形，使我想起電影《海鷹》中的魚雷快艇劈浪而行。裝甲車不敢稍微慢一點，因為害怕人潮會湧上去淹死他們。遇到市民搭制的路障，好沖的加大馬力衝過去；遇到一下衝不過去就會放慢速度或不得不停下來的路障，裝甲車就朝馬路兩旁的便道上衝去。便道上擺滿了自行車，但自行車擋不住裝甲車的鋼輪鐵身。裝甲車經過之處，自行車斷梁裂輪，慘不忍睹。
九點多鐘聽到裝甲車的聲音，一轉眼，三輛裝甲車就分頭向東西飛馳而去。我就跟在西去的裝甲車後面，從南河沿往廣場騎去。到了廣場，發現人潮洶湧，比平日擁擠得多。廣播喇叭裡吵吵嚷嚷，聽不清說些什麼。既有學生的，也有工自聯的，還有市政府的，再加上人潮中的呼喊、叫罵聲，整個廣場都在沸騰之中。
在廣場轉了一圈，我又騎車往東單方向。到了東單，往南一看，在東單與崇文門之間有二百多名軍人被市民阻擋去路，停在了馬路中間，前後左右都圍滿了市民。
我走近一看，見到有兩位三十八九歲的中校，正在讓他們的部下不要急躁，原地待命。市民中有人出來與兩位中校對話，告訴他們北京發生的真實情況。因為人太多，我擠不到中校的旁邊。在我旁邊有一位中尉，我就跟他聊起來。
我告訴中尉：「學生和市民希望國家富強沒有什麼不對。現在的政府貪污腐敗實在太過份。我拿出人民日報記者證，並向他說明我也當過兵，而且當過陸軍和海軍，幹過兩個軍種。我說軍人是保護民眾的，民眾的和平示威是符合憲法的，軍人不應干涉民眾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遊行示威。軍隊應成為國防軍，是防備外來侵略者的，不是對付和平示威的民眾的。」中尉見我說得誠懇，又見我是人民日報記者，而且當過兵，感到特別親切。他告訴我：「我們接到命令，團長政委（兩位中校）帶了二個連就參加師裡的編隊往北京開來了。說是北京發生了武裝暴動，要我們來參與平定暴動。可是到北京後又不讓我們帶槍，帶槍時不讓我們帶子彈。我們搞不清楚究竟怎麼一回事。」他說自己只是個副連長，文化程度不高，只上過初中，但來到北京後發現市民並沒有暴動，團長政委也弄得莫名其妙，又不敢向上面詢問。我說：「請你轉告你們的團長、政委，叫他們千萬記住，不可對學生和市民動武，如果上面下達命令，也要盡量不傷人。」中尉流著淚水對我說：「老吳（他見到記者證上我的名字），你放心，你和我們一樣都是軍人，你不願做的事，我們一樣不願做。」我見這些軍人被圍在馬路中間不是個辦法，就叫中尉去告訴他們的團長、政委與東單公園聯繫，看能不能到公園裡去坐一會，喝點水，吃點乾糧。因為中尉告訴我，早上三點鐘起來，到現在還沒吃過飯。
大概十點鐘，我又轉向天安門廣場。剛到廣場，就聽見復興門方向傳來槍聲。廣場上群情激憤。有的高叫要武裝自己，可怎麼個武裝法呢？頂多揀幾塊破磚頭，弄兩根棍棒，這種武裝對付坦克、機槍、裝甲車，真正叫做以卵擊石了。還有的人說要學習甘地，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讓他們殺吧！誓死如歸，感人至深。
十一點半，有人從建國門方向過來，說那裡有人被裝甲車撞死了。我一聽死了人，頓時毛骨悚然，急忙騎車向東奔去。
到了建國門大橋，擠進人叢中，只見一具矮小的屍體躺在橋上，腦袋開了花，血淋淋的一團是從腦袋裂開來的，還和腦袋連在一起。死者身材短小，在北京人中間是最矮的了。大概只有一百五十公分，年齡在四十歲上下。一輛破舊的自行車被扎得七歪八扭地倒在他的旁邊。這是他的坐騎，與他一起罹難。也許是個子太矮騎著二十八寸的大車，走避不及才不幸遇難。唉！誰知道呢？
從建國門大橋下來，我的心情格外沈重！這是個陰天，沒有月亮，難道真的是古代章回小說中所說的「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嗎？
我推著自行車，緩慢地向天安門廣場走去。走到東單時，大約已經是凌晨一時半。我的腿在走路，我的手在推自行車，可我的腦子卻似乎已經不屬於我自己了！我昏昏沉沉地走在長安街上，突然一聲「幹嘛去，想找死嗎？」把我從昏沉中驚醒過來。我睜開半閉的雙眼，見到二位三十多歲工人模樣的男子伸手攔住我的去路。我的舌頭敲擊著發麻的牙齒：「到廣場去看看學生們怎麼樣了。」「不行，你沒聽見槍聲嗎？」此時，我才恍然大悟，彷彿剛剛聽到耳邊、頭頂呼呼飛過的流彈。怎麼一路過來，竟沒有聽見「嗖嗖」的子彈劃破夜空的聲音呢？我在哪裡呀！這兩位工人見我傻里傻氣的樣子，「難怪你迷迷糊糊的，原來還戴個眼鏡，是個知識份子嘛！死到臨頭，還在做什麼夢？」我登時一激凌，嚴肅地說：「我要去廣場，要去看看那裡怎麼樣了。」「不行，我們不能看著你去送死！你看看……」順著他們手指的方向看去，長安街上，三輪車、手推車絡繹不絕，上面堆滿了三三兩兩血肉模糊的身體，地上一路是血。他們是中了子彈，被人送往醫院搶救去了。協和醫院就在車單往北的米市大街，離我家所在的遂安伯胡同很近。
他們不讓我過去，我就跟他們在一起，攔住像我一樣企圖前往廣場送死的人們。
到凌晨四點鐘，我想起妻子和女兒，她們是不是也來到了街上？她們現在怎樣了？想起建國門大橋上血肉模糊的矮小屍體，我就不寒而慄，趕緊辭別兩位工人朋友，可惜連姓名都互相顧不上詢問。
回到我們院子門口，見全院幾十口子男女老少全都坐在院子門口，見我回來，關大嫂就說：「你還回來呀！」此時，才見到我妻子楊素梅抬起掛滿淚珠的雙眼瞪著我，「我們都以為你已不在人世了」。院子裡的大人小孩圍上來。
就這樣，我們坐在院子裡，聽著噼噼啪啪的槍聲，熬過了一個驚心動魄的漫長的黑夜！
八九年六·四期間擔任總參謀長的遲浩田來美國訪問，回答提問時，說「天安門廣場沒死一個人」。我聽後義憤填膺。遲浩田是中國人，我也是中國人，我因此感到羞愧！遲浩田是軍人，我也曾當過兵，而且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我為軍人的榮譽被一掃而光感到悲哀！
我不能緘默！我要向全世界作證：遲浩田是騙子，是一個說謊者。
他自以為聰明，說「天安門廣場沒死一個人。」即使真的像他所說天安門廣場沒死一個人，那在廣場旁邊的東西南北死了成百上千的人，就是可以不被指責的嗎？
有一個殺人劫財的強盜，把被害者全家誘騙到門外，一個一個地殺得倒在門口。然後，強盜就告訴自己：「我沒有在他們家裡殺死一個人。」沒事！於是，平心靜氣地翻揀死者全家的值錢的東西，滿載而歸。
遲浩田的謊言與這個強盜使用的是同一個邏輯。何況在廣場的東南角、觀禮臺東臺的前面，我的同事、鄰居親眼見到被槍彈打死的人倒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上沾滿了血。這個位置，無論怎樣狡辯，都不能不屬於天安門廣場的範圍。
關於遲浩田撒謊後我在美國國會的證詞，已經在各大媒體廣泛報導，這裡就不囉嗦了。
八年了！因為我在秦城單人牢房曾有一百多天每天只睡半個小時，腦細胞大量壞死，記憶庫失去了許多細節！但那些刻骨銘心的場景，真正忘記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的！除非是我哪一天永遠地閉上了眼睛，記憶才能隨死神永遠地消失在茫茫無際的宇宙之中。
六·四冤魂何日能安眠於地下？我為你們哭泣！我為你們流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