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圖片來源：本人提供）
【看中國2026年5月27日訊】我是1947年8月5日出生於北京，當時叫北平，所以我的名字「平」是從這兒來的。我上頭有一個姐姐，下頭一個妹妹。我父親原來是河南許昌一個農家子弟，因為小時候比較聰明好學，家裡送他唸書，後來念了免費的中央政治大學。出來之後在國民黨政府的時代，做過一些什麼縣長、專員，諸如此類的。後來在48年的時候，他加入了國民黨的軍隊，可是這個軍隊在49年初，所謂起義,就成了共產黨的軍隊了，成瞭解放軍了，所以他也就成瞭解放軍了，是個團級、營級軍官，部隊一度駐紮在湖北的大冶。那時候我媽媽因為懷上了我妹妹，那是50年，就帶著我們回到北京，因為北京買的有房子，就回到北京去了。可是到了1952年，共產黨搞鎮反，我父親就因為所謂歷史問題，原來是國民黨的軍官，就被判處死刑。
那樣一來當然我媽媽生活就非常困難了。我媽媽原來學過統計，沒結婚之前已及結婚後一段時間，還做了很長時間的統計工作，一般在什麼各地的包括什麼陝西省的財政廳這些地方做統計。後來懷了我之後就沒有工作了。父親死後在北京這個日子就比較困難，所以在55年母親就帶著我和我妹妹去了四川成都，投奔她的大哥或者大舅。
大舅當時在四川成都京劇團當導演。原來我們在北京的時候，我們跟我們的二舅住在一起，二舅一家人。
在50年代的時候和後來氣氛不一樣，50年代不是那麼特別強調所謂家庭出身的問題，在學校裡你好學生、聽話的孩子，那總還是受老師受各方面的肯定的。所以當時我們並沒有因為所謂家庭出身黑五類的問題而感到什麼壓力。我小時候，從上幼兒園起，到上中學都是好學生，評三好學生、評優秀學生每次都拉不下。我們小時候都挺老實的，我記得最清楚的，你看我念的幼兒園，那時候在北京是很有名的幼兒園，府學胡同幼兒園，就是因為我們家住在那。府學胡同幼兒園，文天祥祠堂就在那兒，那是非常有名的一個幼兒園。念到大班畢業的時候，全園評比什麼模範兒童，那時候興模範，評了九個，其中就一個是男孩子，人家全是女孩子。就說明我們挺老實的，那時候。
整個小學初中中學都過得應該說是相當的順利。所謂順利，就是你自己很努力，周圍人也都給你很多的肯定。一直到了我讀初中三年級的時候，1963年了，那時候要爭取入團了，寫入團申請書，就是說第二天團支部要開會討論是不是批准我入團的事了，結果頭一天，我的入團介紹人，一個老師，就跑來跟我說，說決定要把這個事擱下來，說他們調查我們家裡，有這樣這樣的問題，所以那時候就給耽誤下來了。然後這個時候我才比較清楚的知道我父親的情況。當然那個時候我當然很不高興了，就覺得你看我的表現這麼好，你們也都知道的是吧？怎麼會因為一個家庭問題再考驗呢？理由就是要再考驗、考驗。當然我就非常不高興。覺得不公平嘛。
這次是事情還小，就到年考高中。考高中，後來據我的老師說，我考的成績在全市都是名列前茅的，可是成都那些好學校、重點中學，我填表都填的這些好學校，一個都沒有錄取我，而把我分到一個離我們住家非常遠的一個很差勁的一個學校。那個學校在成都的完中，就是有高中的中學中間，排名是墊底的。
把我分到那個學校，我非常生氣生氣，氣得不得了，因為以前都是一帆風順的，覺得得了這樣、得了那樣都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我自己很努力，是吧。結果那次讓我非常氣憤，就覺得太不公平。我覺得太不公平。當然你後來沒有辦法，只有去啊。最初去的時候還好，因為你是好學生，所以一去學校班上老師還是非常重視，推舉我去做什麼學生會的幹部等等。可是緊接著到64年，那麼所謂階級鬥爭就越講越凶，在學校裡頭所謂講究家庭出身問題，就變得越來越重要。
到了文化革命的時候搞什麼血統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那時候我們學校也是搞什麼階級路線辯論會，辯論會上結果三天半的辯論會，兩天半是在批判我，後來當然我當時就很不服氣，我上臺都去就去據理力爭。
後來我在一個同學那兒，看到北京市遇羅克的文章《出身論》，當然感到這就引起很強烈的共鳴，覺得他所文章所談到的那些原來我想的。
當然只是我很清楚，以我當時那種表達能力肯定寫不了那麼好，但這個文章本身，確確實實觀點跟我原來思考是完全一致。所以當時讀這篇文章就像在讀自己的思想，有那麼一種很強烈的感覺。所以那時候我在辦了一個小報，就轉載遇羅克的文章。這個事情後來到了文革後期也遇到一些麻煩。那麼這個問題對我早年的生活經歷影響是比較大的。
文革發生那一年，我們正好高中畢業，1966年。當時我們已經結束了畢業考試，準備考大學，所以教室裡已經貼滿了各個高校的招生廣告。我們在選學哪個專業、考哪個學校。正在琢磨這些事。但其實我對考上大學覺得希望很渺茫，因為當時非常講究出身，我們同學都很清楚。我們班一個同學就講，他說以胡平的成績，全國哪個大學都考得上；但是以胡平的家庭出身，沒有一個大學會收他。當然情況確實就是這個樣子，因為我們學校高年級有一個同學，他是他們年級學習成績最好的，他的父母不過是右派而已，按性質，比我們家還要輕一點，結果居然把他分為一個什麼農機學院去了。另外還有幾個同學家庭出身比他更糟一點的，根本就不被錄取。
文革期間，一開始我們也和其他同學一樣響應號召，因為當時，第一你在那種環境之下，你接受的都是官方意識形態，你不可能有自己獨立的思想。另外像這種出身不好的人，參加運動的時候尤其還想證明，其實我們也是革命的。
但是那個時候我就自己有一些疑惑，比如說你看到報紙上批判這個毒草那個毒草，但發現毒草都是自己原來比較喜歡的東西，是吧？你心裏當然會覺得這是自己思想不對，你看居然對那些不好的東西有共鳴。所以當時大家都是這種思想，都是這種想法，批判的東西都知道是自己原來比較喜歡的東西，所謂封資修的東西。但是正因為這樣想，反而覺得自己思想有問題，是應該通過運動，參加革命，改造自己。就抱這麼個目的。
一開始我和大家一樣也寫大字報揭發批判老師，可是後來很快我就對這種對那些老師、學校的什麼主任、校長，他們遭受的那種很嚴厲的很殘暴的那種對待感到不滿。當時很多學校都是學生自發的，或者是在工作組的某種暗示、鼓勵之下，把所謂有問題的老師關入牛棚，也就是不讓他們回家，叫他們居住到一個專門的地方，叫他們去勞改，做些掃廁所這種最髒、最爛的活，而且還對他們放肆的打罵侮辱。對這個事情我就有些不滿了，因為從理論上我們認為這些老師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或者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批判是應該的，我們也去批判，但是對人的這種折磨，我看不下去。而且我覺得這個也不符合政策，黨的政策也沒說要這麼做。所以當時，你像當時那個情況下，你要反對一個東西，你總需要一定的思想資源，你憑什麼去反對他是吧？我們覺得這個不符合黨的政策，因為你不可能有自己單獨的標準。那麼你還是根據黨的那套標準。問題是，你就發現，按照黨的標準，你這麼做也也是胡來，也講不過去。所以最初是從這兒反對的，按照共產黨那套意識形態的標準，然後看你生活中很多具體做法不符合標準，這樣子才有底氣去反對，因為你開始不可能站在一種連這個標準本身都加以反對，不可能那個樣子的。所以我當時就對學校這些老師遭到這種粗暴對待很不滿，對這種殘暴性很不滿。
後來到了秋天,不是中央、也就上面毛澤東變了政策，是吧，所謂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突然反過來了，居然號召大家對前階段工作組領導做的那些事情加以批判。文革中的最大一個特點，以前搞運動都是領導整大家，而文革中間居然出現這麼一個插曲，毛澤東居然號召群眾去批判領導。所以這麼一來，像我們這些原來就受壓的、前段時間受壓抑的，當然就覺得很受鼓舞。
所以那時候我在學校裡我們就貼大字報呼籲，所謂造反的大字報。就是要求把被關進牛棚的老師統統解放出來，給他們平反。所以我在我們學校文革做兩件事情，一個是帶頭把這些關到牛棚的老師都解放出來了；第二就是反對血統論，就辦小報批判這個東西。
那是1968年年底，那個時候學校已經所謂走上正軌，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主要是工宣隊、解放軍軍宣隊進來,實際上接管了學校。然後開始搞什麼清理階級隊伍。所謂清理階級隊伍，因為在運動前期曾經一度把那些所謂有問題的老師都解放了，都從牛棚放出來了，可是到了運動後期又來算賬了，又以清理階級隊伍為名，把很多所謂有問題的老師又重新關進牛棚，打入另冊。另外也開始清理學生中的問題。所以在那個時候我也成了清理的對象。學校辦一個學習班，美其名叫學習班，其實等於強迫你天天去叫你去檢討。當然我們不檢討，就僵持在那。後來我同學告訴我們，把我送去學習班的就是兩條。一條說是我為牛鬼蛇神翻案，就是總是為老師打抱不平，把老師解放出來了。當時解放出來了，後頭有些老師又被當成牛鬼蛇神又抓進去了，所以就說我們挺牛鬼蛇神。另外我辦小報登遇羅克的文章。當時曾經一度遇羅克的文章很流行，可是後來很快中央文革小組講話，說遇羅克的文章是大毒草，受到批判。因此在工宣隊、解放軍那裡，肯定我們辦的小報是有問題的。但是他們又調查了一下，同學也告訴軍宣隊說，胡平跟北京那些人辦遇羅克小報的人，沒有什麼組織上的聯繫，因為我根本沒有去北京，屬於單獨的行為。所以就沒有特別當個事來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