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9日，左側是時任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右側是時任中共中央趙副主席紫陽。（圖片來源：/XINHUA/AFP via Getty Images）
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或稱《國家的囚徒，英文版名為《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是根據他在軟禁期間秘密錄製的30個小時錄音整理而成的。這些錄音在他去世後被秘密帶出中國，留下了重要的歷史證言。
該文件詳細記錄了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姚監復於2004年兩次探訪趙紫陽的談話內容，揭示了趙紫陽在軟禁中的真實想法。一段有趣插曲是，當姚監復提到李銳將趙紫陽與陳獨秀並列為中共史上唯二拒絕作違心檢討而下台的總書記時，趙紫陽表現出極大的欣慰並放聲大笑。
胡耀邦三子說出1980年代的根本分歧
胡耀邦在1980年代大力推動「平反冤假錯案」，釋放了數百萬在毛澤東時代受迫害的幹部與知識分子；他推動「真理標準大討論」，試圖將中國從極左的意識形態狂熱中解救出來。胡耀邦在西藏、新疆問題上主張懷柔與放權；在對待知識分子（如方勵之、劉賓雁）的態度上，他也堅決反對鄧力群等左派發動的「清除精神污染」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在1987年逼退胡耀邦的「民主生活會」上，陳雲、薄一波等大佬高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旗，實則是在捍衛既得利益、為奪取政治主導權而發動的政變。關鍵在於，胡耀邦觸碰了黨內大佬們的權力底線。當時陳雲、王震、薄一波等保守派大佬在私下串聯時，將胡耀邦對學生的寬容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總後台」。傳聞指出，在決定胡耀邦命運的小範圍高層會議上，大佬們達成了共識：如果任由胡耀邦這種帶有「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路線發展，共產黨不出幾年就會被和平演變，面臨「亡黨」下場。這才是直接促成了那場名為「民主生活會」逼退胡耀邦的真正原因。
胡德華（註：胡耀邦三子）曾說：「鄧小平搞改革是為了救黨、胡耀邦搞改革是為了救民、救老百姓。」這段話說出了中共黨內保守派與良知派在1980年代的根本分歧。曾擔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的旅美學者程曉農進一步分析：「他的悲劇本身說明，共產黨制度有它的一系列宿命。就像胡耀邦、趙紫陽這樣想要憑著本心，多為民眾著想，而不是為一批官僚和他們的子弟著想，這樣的想法實際上是為共產黨統治機器所不容的……尖銳點的話就是說，共產黨的統治實際上容不得任何真正的改革開放。如果是容得了開放，這個統治就不穩定了。」
共產黨本身就是反人類、反人性、反文明的，共產黨只把每一個普通百姓當工具而已。胡耀邦試圖在體制內喚醒良知的努力，最終被列寧主義的暴力本質所反噬；在「保權第一」的中共大佬眼中，一切危及一黨專政的開明舉措，都是必須被徹底碾碎的謀反。西方世界錯也就錯在長期誤將胡耀邦視為可以引導中國走向民主的體制內改革派，卻嚴重忽略了中共作為列寧主義政黨的剛性結構；西方誤以為中共內部存在一股可以引導中國走向民主憲政的「健康力量」，而胡耀邦的抑鬱而終以及隨後的六四屠城，即時用鮮血向世界證明了：任何觸碰到一黨專政這根紅線的改革者，無論其地位多高，都會被中共體制清洗。
大佬們對胡耀邦的整肅，向世界證明了中共絕不允許任何削弱其政治壟斷的「良知」存在。共產黨要求的是泯滅人性的絕對黨性。中共文革後面臨崩潰邊緣，鄧小平推行經濟改革的純粹動機只是為了救黨以延續政權。中共體制依靠的是絕對的權力壟斷與暴力恐懼。當胡耀邦的開明導致民間覺醒、引發1986年底要求民主自由的學潮時，鄧小平與陳雲等大佬立刻意識到，這種偏離階級鬥爭的溫和路線將瓦解黨的絕對專政。因此，胡耀邦的人性在大佬們眼中就是不折不扣的「毀黨」行為。
胡耀邦最終未能改變體制，反而被體制所吞噬，與其說是證明了中共內部有改革的希望，不如說是用他自己的政治生命與生命本身，證明了中共體制根本無法容納任何真正的改革。
趙紫陽：所謂新領導班子皆是功利主義者
在《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中，趙紫陽對六四後上台的「江朱體制」有著極為通透的評價。他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共根本沒有真正的改革派。
趙紫陽稱，喬石不敢擔風險，凡事模稜兩可；李瑞環只會搞小恩小惠和小聰明。至於被外界捧上天的朱鎔基，趙紫陽一針見血地指出：「朱鎔基是強調控制這套辦法的，還是計畫經濟思想體系。」
當年朱鎔基能去上海，還是趙紫陽「將了江澤民一軍」才定下的，而江澤民當時甚至不敢當面承認自己的反對意見。趙紫陽又說：這批新領導人沒有任何政治抱負，也不存在為了貫徹原則的路線之爭。他們所有的分歧，都是為了維護地位。這些人完全是功利主義者，被潮流和形勢推著走；對自己權位有利，就怎麼走。在利益一致時他們會結盟應付局勢，在危機來臨時則會毫不猶豫地分化傾軋。
「貿易與人權脫鉤能促使中國民主化」30年戰略幻覺夢醒
趙紫陽生前斷言，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的市場經濟，必將催生最壞的權貴資本主義。在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黨內權貴家族瘋狂瓜分國家資產；而到了習近平時代，這股力量引發了政權合法性的空前危機。習近平沒有去解決體制弊端，從整肅明天系、安邦系，到打壓阿里巴巴等科技巨頭，習近平推行的「共同富裕」與「國進民退」，實質上是將江朱時期散落在權貴家族手中的「財權」強行收歸黨中央，也就是收歸習近平個人。這正是趙紫陽所預言的：當經濟自由威脅到黨的絕對控制時，這台機器會毫不猶豫地開倒車。
旅美學者程曉農曾分析，隨著外資撤離、房地產泡沫破裂與地方債務危機爆發，中共依靠經濟增長換取合法性的「鄧小平模式」已經破產，習近平正把中國推向數位極權與內循環的戰時體制。過去西方資本輸血與經濟不發生大問題，是維繫中共穩定的兩大支柱；而在習近平任內，這兩根支柱已全面崩塌。說來也諷刺，最清楚中共現狀的恰恰是中共高層，就像面對已經從內到外而腐爛的蘋果，誰都知道已無回天之力，只是什麼時候扔掉的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