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务处官网对张信燕女士悬红通缉的公告（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看中国2026年5月13日讯】2026年5月8日，曾参与“香港议会”相关活动、具有法轮功背景的张信燕在曼谷被泰国警方拘捕的消息，迅速在海外华人圈和国际人权组织中引发高度关注。这起事件之所以敏感，不仅因为她牵涉香港流亡政治网络，更因为拘捕地点正处于东南亚这一日益被视为跨境执法“灰色地带”的区域。它传递出的信号凛冽且清晰：北京正进一步升级跨境镇压，将其国家安全逻辑延伸至境外。
长期观察香港局势的人不难发现，97回归后，“一国两制”下的自由空间虽持续收缩，但真正让香港法治信誉出现断崖式下跌的转折点，是2020年《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在此之前，无论政治环境如何变化，香港凭借独立司法、普通法体系以及与西方国家的引渡协议，仍与中国大陆保持着相对清晰的制度边界。也正因如此，国际社会长期视香港为可信任的国际法治枢纽。
然而，随着国安法落地，北京的意志全面主导了香港的国家安全事务。西方国家相继暂停与香港的引渡协议，宣告了香港作为国际法治“缓冲区”角色的彻底瓦解。特别是该法第38条所确立的域外效力，标志着北京正式将“长臂管辖”法理化——它不仅针对港人，更试图将触角伸向全球。
对许多中国异议人士、香港流亡者和海外维权者而言，东南亚长期被视为“临时避风港”。与欧美国家高门槛的政治庇护程序相比，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地签证相对宽松、生活成本较低、地理距离近，成为不少人等待转往第三国的中转站。然而，张信燕案表明，这种安全感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极其脆弱的基础上。
首先，泰国并非《难民地位公约》缔约国。即使联合国难民署为流亡者发放了难民身份文件，在泰国本地法律体系中也未必获得实质保护。在国际法层面或许是“受保护对象”，但在当地执法机关眼中，仍可能只是“非法滞留者”或“涉案人员”。这种法律灰色地带，近年来让东南亚逐渐成为北京跨境执法最容易操作的区域。
过去二十年间，类似案例已屡见不鲜。2015年，拥有瑞典国籍的出版人桂敏海在泰国芭提雅离奇“失踪”，随后出现在中国电视认罪节目中；同年，民主党东南亚分部副主席姜野飞被泰国当局拘押并遣返中国，2018年被重庆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六年；2020年前后，异议艺术家华涌在泰国长期东躲西藏，他曾向媒体描述，自己不仅遭警方追查，还不断收到不明人士威胁，不得不频繁更换藏身处，甚至不敢长期使用手机，担心被定位。他当时说，许多滞留泰国的中国流亡者，最痛苦的不是贫困，而是背后始终有“追兵”的那种恐惧。
近年来，北京明显加强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司法和警务合作。相比西方国家复杂且政治敏感的引渡程序，北京更注重通过双边协议、区域安全机制和经济影响力，构建一套务实的警务合作网络。中泰引渡合作便是典型。尽管中泰引渡协议中明确写有“政治犯不引渡”条款，但在实际操作中，这条国际惯例正不断遭遇技术性规避。
例如，张信燕因参与“香港议会”相关活动，早被香港政府公开悬红20万港币通缉，其政治犯身份清晰明确。然而泰国仍对其采取拘捕行动，这显示在实际合作中，泰国已实质性临近突破了“政治犯不引渡”的底线。类似以往案例也显示，政治案件常被包装成经济犯罪、诈骗或危害公共安全等普通刑事罪名，利用法律体系的差异，在国际法难以完全覆盖的灰色地带完成行动。表面上看，一切都符合司法程序；实质上，推动案件的，依然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底层逻辑。
张信燕事件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还因为它直接折射出《香港国安法》第38条的深层含义。该条款明确规定：即使非香港永久居民，即使行为发生在境外，只要被认定触犯国安法，理论上都可能被追究。它宣示的已不再是单纯的属地管辖，而是一种超越国界的司法逻辑——只要国家认为某种言论、行为或组织活动构成威胁，无论当事人在哪里、拥有何国籍，都可能被纳入打击范围。
过去几年，从海外“中共警察站”，到针对异议人士国内家属的施压，再到跨境诱捕、注销证件、冻结资产，以及香港经贸办人员在伦敦监控罗冠聪等案例，北京正在逐步搭建一套多维度的跨国镇压体系。这套体系的目的，不仅是抓捕具体目标，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制造示范效应：告诉所有流亡者，即便离开中国或香港，也不等于彻底安全。只要仍在影响力可及之处，就可能被重新纳入控制。
对流亡者而言，最可怕的往往不是某一次具体风险，而是持续的不确定性。他们无法判断哪些国家真正安全，无法确认自己的通讯和行踪是否已被掌握，也无法预知一次普通的出入境检查是否会突然变成拘留或遣返。这种长期心理威慑本身，就是跨境镇压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比之下，已进入美国、英国、加拿大等核心法治国家的人士，面临直接引渡或抓捕的难度较高。这些国家拥有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成熟的人权审查机制和政治制衡能力。但对于仍滞留在东南亚、中亚、中东或部分非洲国家的流亡者而言，情况截然不同。这些地区更注重现实利益与双边关系，对政治庇护的制度性保障相对薄弱。在足够压力下，当地政府往往优先考虑外交、经济或安全合作，而非抽象的人权原则。
于是，许多流亡者被长期困在危险的“中转状态”：回不去，又无法抵达真正安全的国家，只能滞留在灰色地带。这种无法自由移动、持续处于恐惧之中的处境，会严重削弱他们的组织能力、行动力和公共影响力。即使最终未能成功引渡，这种“孤岛化”策略对北京而言依然有效。它不仅震慑当事人，更在整个海外华人社群制造寒蝉效应——身处自由世界的普通华人开始自我审查，减少公开活动，切断联系，甚至退出政治表达。最终被摧毁的，远不止个别流亡者的安全感，而是海外华人社群公共空间的整体萎缩。
张信燕在曼谷的遭遇，绝非一桩普通的出入境案件,而是全球政治秩序深层移位的一个缩影:
传统国际法所构建的边界保护与庇护体系，正面临越来越强烈的挑战。
更令人警惕的是，当一些国家在现实中逐渐沦为跨境执法链条的“执行端”，却缺乏足够的司法审查与人权保障机制时，它们实际上已无形中成为这一跨国镇压体系的帮凶。如果国际社会继续停留在象征性的外交谴责，而无法建立具有实际约束力的监督、问责与制衡机制，这种做法非但不会停止，反而会在现实利益和地缘政治的驱动下被不断模仿、扩张并常态化，最终形成一种危险的示范效应，鼓励更多国家选择与北京进行此类合作。
其后果，将远超个别流亡者命运的恶化。随着这种模式被默认和接受，全球范围内原本用于维系自由与庇护的安全空间将被逐步压缩。最终受到侵蚀的，不仅仅是某些人的行动自由，而是国际社会对自由、法治与边界保护的基本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