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迅速进入了邓小平的视线，步步溅血，走完攀升权力之路。（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1989年初夏，枪声划破北京的夜空，学生与市民倒在血泊。震惊世界的屠城，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彻底改写了中共高层的权力版图。在北京硝烟未散之际，一个原本并不被外界看好的地方官员，却突然被推上中共权力巅峰。他就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
从地方技术官僚，到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火箭式”晋升，仅用了短短数周。而在这场看似仓促的人事变动背后，却隐藏着中共高层激烈的政治清洗与权力交易。赵紫阳因反对武力镇压而遭全面罢黜；党内元老紧急布局接班；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被强行整肃；北京机场甚至一度出现“截人”行动。与此同时，军队开进首都，鲜血成为权力重新洗牌的背景色。
江泽民为什么升的这么快？他不是资历最深，也不是能力最强，而是在关键时刻展现了政治上的绝对服从，步步溅血，走完攀升权力之路。
第一幕：查封《导报》 进入邓小平视线
1989年春天，北京学潮持续升级，中共高层内部也已分裂成两条路线。一边是主张“对话缓和”的总书记赵紫阳；另一边，则是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邓小平、李鹏等强硬派。就在北京局势日益失控之际，上海发生的一场“报纸风波”，却意外改变了中共最高层的人事命运。
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改革派媒体之一《世界经济导报》，因连续刊发悼念胡耀邦、呼吁政治改革及同情学生运动的文章，成为保守派重点打击目标。1989年4月，《导报》组织召开“悼念胡耀邦座谈会”，与会者包括李锐、严家其、戴晴等知名知识份子。随后出版的纪念专刊，不仅重新评价胡耀邦，还公开质疑1987年“反自由化”路线，引发北京高层震怒。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最初态度并不十分强硬。据多位当事人回忆，江一度希望《导报》修改部分敏感内容后继续出版，以避免事态扩大。但随着北京不断施压，尤其是中共中央要求“迅速处理导报问题”后，江的态度迅速180度大转向。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后来震动全国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第二天，江泽民立即在上海召开万人干部大会，要求全市“贯彻四二六社论精神”，强调“反对动乱”、维护稳定。随后，上海方面直接扣压《世界经济导报》已印出的报纸，并对报社展开全面整肃。
《导报》创办人钦本立被迫停职，编辑部遭清查，多名记者与编委后来受到调查、拘押或长期监控。六四之后，《导报》最终被正式停刊。这场“导报事件”也被许多研究者视为1989年知识界全面卷入学运的重要转折点。
而对于北京高层而言，江泽民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的“政治可靠性”，远比他的工作能力更重要。
赵紫阳后来在回忆录《改革历程》中提到，邓小平等元老当时最关注的，并不是地方官员是否有改革形象，而是谁能够在危机时刻坚定执行中央意志。江泽民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强硬处理，恰恰让他迅速进入了邓小平的视线。江已经通过“导报事件”证明了一件事：当风暴来临时，江的站队，让邓很放心。
第二幕：上海“截机”掐断赵紫阳最后的生机
与此同时，北京局势已进入决定性阶段。1989年5月20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就在同一天，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结束加拿大访问准备回国。由于不少人大常委对戒严程序合法性提出质疑，北京高层担心，一旦万里返回北京并主持人大工作，可能对戒严决定形成制度性阻力。
据《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以及部分海外研究资料披露，邓小平阵营随后展开了一系列紧急部署，核心目标之一，就是确保万里无法在关键时刻介入北京局势。
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江泽民被秘密召入北京。
关于这次会面的细节，外界长期流传多个版本。有说法称，江为避免外界注意，刻意低调赴京；也有回忆称，他曾以不同身份掩饰行踪。不过，多方资料一致指出，1989年5月下旬，邓小平确实已开始认真考虑由江泽民接替赵紫阳。因为在邓小平看来，江泽民既没有深厚派系背景，也没有独立政治资本；他既非改革派旗手，也不是军方强人。这样的干部，反而更容易控制。
北京部分地区进入戒严状态后，大批军队开始向首都集结。然而，在中共体制内部，这项决定并非毫无争议。按照宪法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理论上拥有监督国务院重大决定的权力，而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此时正在加拿大访问途中。
对于赵紫阳一派而言，万里的回国，可能意味着最后一次制度性反制机会。
据多方回忆资料披露，当时已有数十名人大常委酝酿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审议戒严令合法性问题。由于赵紫阳本人已被邓小平等元老实际架空，北京部分改革派只能寄望于人大系统出面制衡。赵紫阳后来在《改革历程》中也提到，党内确实有人希望通过人大渠道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
而邓小平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1989年5月25日，万里结束加拿大访问，经上海转机回国。原本按照行程，他应直接飞返北京。但就在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后，一场影响中共权力走向的“特殊接待”，悄然展开。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亲自率上海主要官员前往迎接，场面“亲切热情”。
公开报导中，这只是一次正常高规格接待；但大量后来流出的回忆材料显示，上海方面实际上承担了一项高度敏感的政治任务：尽可能延缓万里返京，并说服其支持中央关于戒严的决定。
关于会谈细节，目前不同版本存在差异。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与部分海外研究资料提到，邓小平曾通过私人关系向万里施压，希望其“以大局为重”；也有说法称，江泽民在上海期间多次与万里密谈，反复强调北京局势“已到失控边缘”。
可以确认的是，万里并未按原计划立即返京。在上海停留期间，万里被安排入住锦江饭店，上海方面持续组织会谈与接待。与此同时，北京局势正迅速向武力解决方向发展。戒严部队持续进城，党内保守派全面掌控舆论与安全系统，赵紫阳则已事实上失去公开发声能力。
5月27日，新华社播发万里表态，称“支持中央为制止动乱所采取的措施”。
随着万里态度转变，原本酝酿中的人大紧急会议也无疾而终。
赵紫阳阵营最后一条可能的制度性“刹车机制”，至此彻底失效。
多年后，不少研究六四事件的学者都认为，万里未能及时返京，是1989年权力博弈中的关键转折点之一。因为一旦人大常委会公开质疑戒严合法性，即便无法真正改变邓小平的决定，也可能在中共内部形成巨大政治震荡。
但这种可能性，最终没有发生。
而在这一过程中，江泽民的角色，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显眼。
对邓小平而言，江不仅在“导报事件”中证明了政治立场；如今，又在关键时刻协助中央稳住了人大系统。相比党内那些资历深厚、各怀立场的元老干部，江泽民最大的优势，恰恰是他的“无条件、坚定执行”。
后来有接近高层的人士回忆，邓小平对江泽民此阶段的表现“相当满意”。在北京元老们眼中，这位原本并不起眼的上海市委书记，正在展现一种特殊能力：最懂得在关键时刻服从最高权力。
第三幕：秘密北上 坦克驶进 血溅京城
江泽民的上位成为定局，广场上的局势，也正在走向血腥终局。（图片来源： 合成图 今涛拍暗）
1989年5月底，北京已经走到摊牌边缘。
学生绝食仍在持续，戒严部队迟迟无法顺利进城，大批北京市民自发堵路、劝返军车。中南海内部则彻底分裂。赵紫阳主张继续对话，但邓小平、李鹏等元老已经认定，局势必须“尽快收拾”。
就在这种气氛下，上海突然接到一纸秘密通知。
5月30日，江泽民正在上海主持市委常委会议。会议进行中，秘书匆匆递来一张纸条。江看后神情立刻严肃，当即宣布散会。随后，中办方面通知他立即赴京，“有重要会议，当面谈”。
据《李鹏日记》及部分回忆资料披露，这次行程保密级别极高。上海市委许多人并不知道江北上的真正目的，对外统一口径只是“赴外地开会”。直到多年后，外界才逐渐意识到，这次秘密赴京，很可能就是决定中国最高权力归属的关键时刻！
江抵达北京时，首都气氛已极度紧张。
长安街沿线军车密布，人民大会堂戒备森严，中南海内部连续召开高层会议。赵紫阳此时实际上已经被隔离，失去发言权。谁来接替他，成为邓小平等元老最紧迫的问题。
根据《邓小平年谱》《李鹏日记》以及多份党内回忆资料，5月底至6月初，中共元老层连续讨论总书记接班安排。最初，并非只有江泽民一个人选。
有人提议李瑞环，也有人认为乔石更稳妥。但邓小平最终越来越倾向于江。原因很现实：江既在上海稳住了局面，又通过查封《世界经济导报》表明了政治立场，同时还协助中央处理了万里返京问题。
在邓小平看来，这个人“靠得住”。
外界长期流传，江抵京后，曾在中南海与邓小平、李鹏、姚依林等人进行一次决定性谈话。会谈地点一般被认为是在邓小平位于富强胡同附近的住所。虽然不同版本对细节描述不一，但多方资料都指向同一个结果：邓小平正式拍板，由江泽民接任总书记。
据部分高层回忆，邓在会上明确表示，赵紫阳“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必须尽快形成新的领导核心。而李鹏、姚依林随后也表态支持江泽民接任。
这场会议没有公开记录，却实际决定了1989年之后中国最高权力结构的走向。
从这一刻起，江泽民的上位成为定局。而就在北京高层秘密换将的同时，广场上的局势，也正在走向血腥终局。
6月3日晚，戒严部队开始全面推进。
军队从木樨地、西长安街、复兴门等方向进入市中心，沿途不断与市民发生冲突。整整一夜，北京城枪声不断。燃烧的公交车、倒下的自行车、满街奔逃的人群，让这座城市陷入前所未有的震动。
6月4日凌晨，天安门广场完成清场。
几乎与此同时，中共高层的人事安排也进入最后程序。
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正式撤销赵紫阳总书记职务，认定其在学潮期间“犯了严重错误”。同一天，江泽民被推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并进入中央军委核心层。
从上海市委书记，到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只用了短短数周。
而他的上升轨迹，几乎与1989年的流血过程完全重叠。
他因为查封《世界经济导报》进入邓小平视线；因为在关键时刻执行强硬路线，获得元老信任；又在赵紫阳失势后，被迅速推上权力巅峰。
北京街头的枪声尚未散去，中南海里的“新核心”已经诞生。
赵紫阳则从此被长期软禁，直到2005年溘然长逝，再未公开出现在公众视野。
六四之后，大规模秋后算帐和政治整肃开始，知识界陷入沉寂；九十年代以后，闷声发大财成为贪腐的合法性来源；与此同时，权力进一步集中，对异见、媒体与社会组织的控制不断加强。而江泽民，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执政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江泽民的上位，本身就是1989年之后中共政治路线的一种象征。后来发生的一切，某种程度上都能在1989年找到源头。江泽民的总书记位置，是在政治清洗、强硬镇压与高层权力重组中到手的，坦克开进长安街的那一天，枪声与鲜血就结束了人们对整个八十年代的政治改革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