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革是高层权斗的极致展现，那么为何整个中国社会会随之陷入疯狂呢？（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1966年，晚年的毛泽东以极端变态扭曲的心理发出了《五一六通知》，启动了中共治下的“文化大革命”——集体杀戮，中国社会全面的人杀人。宋永毅教授在华视“三国演议”节目剖析《五一六通知》时指出，这份纲领性文件反映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潜在权力逻辑”，这套逻辑建立在独裁者晚年扭曲、变态的心理基础上。60年了，一甲子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份当年仅限“师团级以上干部”传阅的绝对机密文件，会发现红魔的阴魂从未真正散去。
独裁者变态心理 权力恐惧的三部曲
宋教授先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宋教授指出，当时这个通知它并不是当时公开在《人民》的报上，也没有在中央人民电台广播，它是中共中央的一个绝对机密的内部，仅在私团阶以上的干部才有权阅读。
宋教授解释：他的题目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的通知，他其实就两个字就叫“通知”而已，所以这个题目也是很怪异的。当时一个机密性的文件，只有四团级以上的干部才能看，今天之所以把它说成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是因为这个通知是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以前的革命 仅仅是在文化的领域，但就在516通知以后进入政治领域了。
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这场文革？宋教授将毛泽东的病态心理归纳为“三部曲”。
一是极度多疑：独裁者在夺权路上用尽阴谋诡计，掌权后必然对周围充满猜忌。二是假想敌与大清洗：在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将身边的人假想为敌人。当年毛泽东整天担忧“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睡在身边”，毛泽东头号暗指的对象正是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中共党内的二号人物——刘少奇，又无中生有地编造了彭真、罗瑞卿、贺龙乃至林彪的“政变”阴谋。（编注：林彪其子林立果确实有政变计划，但不等于林彪有）三是老化后的心理扭曲：随着年龄增长，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加剧了人格的变态，最终以维持个人独裁为唯一目的，发动颠覆国家的政治运动。
宋永毅教授分析，毛泽东晚年最大的心理阴影，就是1956年苏联的赫鲁晓夫在史达林死后发表秘密报告、对史达林进行全面清算。毛泽东看着在党内威望日渐升高的刘少奇，毛认定自己死后，刘少奇一定会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对他清算鞭尸。 因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动力之一，就是毛泽东要在生前彻底打倒这个“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以确保自己的历史地位不受挑战。
1966年文革初期，面对红卫兵的混乱，刘少奇按照党内常规派出了“工作组”去稳控学校局面。这本是毛泽东点头同意的。但毛泽东随后迅速变脸，指责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并在1966年8月5日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但全党都知道，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在指刘少奇。仅仅因为工作组的意见分歧，毛泽东便以极度非理性的方式，动员全国群众砸烂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国家官僚机器。
身为国家元首，刘少奇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之惨烈，至今令人不寒而栗，这也印证了极权体制下“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他和妻子王光美遭到红卫兵无数次的野蛮批斗、殴打与羞辱。曾经的国家主席，被造反派按着头、喷飞机式地罚站。
被软禁期间，刘少奇身患重病（糖尿病、肺炎等），但中央专案组（在周恩来、江青等人的运作下）刻意削减用药，仅维持他不死，以等待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将他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并“永远开除出党”。1969年，病入膏肓、全身赤裸只裹着一条被子的刘少奇，被秘密押送至河南开封。同年11月12日，他在孤独与痛苦中悲惨离世，白发一尺多长。火化时，他的名字被化名为“刘卫黄”，职业登记为“无业”。
极权体制下的牺牲品 为何人民总成权斗耗材？
如果说文革是高层权斗的极致展现，那么为何整个中国社会会随之陷入疯狂？宋永毅教授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文革的发生，是最高领袖的权力意志与底层民众“崇拜暴政、反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在中共建政后的历次运动中，人民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当独裁者需要炮打司令部时，群众便沦为被煽动的暴力工具；当运动结束，群众又立刻被抛弃，甚至遭到更严酷的镇压。又加之邓小平主导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了保住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错失了彻底清算毛泽东罪行的时机。这项历史性的妥协，导致了今日“文革2.0”的死灰复燃。
文革杀人。（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颠倒是非 罔顾事实 邓小平不惜一切保党
1981年由邓小平主导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是中共党史上最具决定性的转折点之一。这份文件在表面上终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但实质还是为保稳中共极权。
在《历史决议》正式定稿前，中共中央于1980年10月召集了约四千名高级干部进行长达一个月的讨论。这些与会者几乎都是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甚至曾在秦城监狱中九死一生的高层人物。
会上有激烈的批毛声浪，当时气氛极度沸腾，包括方毅、陆定一等元老，对毛泽东的批评不仅仅停留在“晚年错误”，而是直指其专制独裁、大搞个人崇拜、践踏党内民主，甚至有声音要求追究毛的历史与法律责任。可惜的是，面对这种可能彻底摧毁毛泽东神坛的声浪，邓小平展现了其强硬的政治手腕。他以为，如果彻底清算毛泽东，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将会崩盘。于是邓小平亲自定调：“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强行压下了四千人扩大会议上的反思声浪，并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此画出了不可逾越的政治红线。
邓小平心中最大的梦魇也同样是1956年苏联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对史达林的全面否定，引发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信仰危机。为了保党，《历史决议》采取了高度政治化的切割技术。决议将文革的灾难性后果，大量推卸给林彪集团与江青“四人帮”，而将毛泽东的责任定性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犯了错误”。
决议刻意回避了对“极权体制”本身的检讨。毛泽东之所以能发动文革，根源在于权力高度集中且不受任何法律与制度制约。但邓小平为了维持中共的一党专政，拒绝从政治体制上进行根本性改革，使得“权力不受制约”这一最大病灶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历史决议》留下的体制黑洞，最直接的受害者便是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因为毛泽东的专制大家长作风未被彻底否定，邓小平得以在实质上继承这种不受程序约束的“最高权力”。当时胡耀邦等人积极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与平反冤假错案，倾向于更彻底的思想解放。然而，因为《历史决议》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不可动摇性，保守派随时可以挥舞这根政治大棒来打击改革派。
既然毛泽东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行为没有被彻底清算，邓小平同样可以凭借元老身份，越过政治局常委会的正常程序。这直接导致了1987年胡耀邦被以“生活会”的形式非法罢黜，以及1989年赵紫阳因反对武力镇压而遭到软禁。党内最有可能推动政治体制现代化的两股力量，就此被极权体制的魔性所吞噬。
太折腾 文革2.0又来了
多年后，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依然具有强大的社会煽动力，其本质就是利用了《历史决议》留下的意识形态漏洞。薄熙来利用毛泽东式的群众动员、民粹主义和法外手段（如打黑没收私人财产、活摘并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来打击政敌与积累政治资本。
薄熙来倒台后，接着习近平还能迅速滑向“定于一尊”的个人独裁，同样是因为1981年没有建立起防范独裁的制度防火墙——政治改革；今日毛泽东的画像依然高悬天安门，这让新一代领导人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全党全军“忠诚核心”，出版海量的领袖著作，重新掀起个人崇拜、大搞独裁。
当年的《历史决议》没有彻底否定残酷的党内斗争。如今，透过“反腐”名义进行的选择性清洗，将大批高官送入秦城监狱，其本质与文革时期打倒“走资派”的政治清洗如出一辙，只是披上了现代化的法纪外衣。
1981年的《历史决议》让中共政权续命，邓小平只是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掩盖了政治上的毒瘤。这项妥协虽然换来了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但极权的幽灵从未离开中南海，中国老百姓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折腾。
前美国国务卿首席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Miles Yu）曾多次指出，中共体制的核心特征就是“马列主义的偏执狂”。这种偏执不仅对外视自由世界为敌，对内更是将所有同僚视为潜在的篡权者。显然，习近平今日对个人“政治安全”的极度焦虑，与毛泽东晚年的心理状态相差无几。
经济学家程晓农博士亦指出，中共的极权模式在经济红利耗尽后，必然会退回高压控制的老路。习近平在“保证绝对权力”与“发展经济”发生冲突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正如毛泽东时代，人民越是一穷二白，国家越能透过垄断资源来控制社会。
最后，宋永毅教授还给出了一个非常诚实的评论：很多重大的变革，只有等待这些独裁者生命终结才有契机……我们恐怕还是要等待上帝（神）来解决问题。独裁者不可能活到150岁。生命的自然更迭，往往是极权统治最难以跨越的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