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2日，一人公司SoloNest的创始人戴凯伦（Karen Dai）在上海的一间会议室里为她的新书《一人公司》（One Person Company）拍照。许多中国年轻人担心35岁以后会在职场上遭遇年龄歧视，因此越来越多地创办“一人公司”，让人工智能承担大部分工作。（图片来源：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5月23日讯】（看中国记者金言综合报道）当一个国家的最高决策层开始拒绝使用本国官方统计数据，这本身就是一个惊人的信号。据前内蒙古官员杜文披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在向习近平汇报经济状况时，已极少采用国家统计局数据，转而依靠一支独立调查队伍提供数字——因为官方数据已在中共内部失去公信力。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面临一场罕见的多维度危机：地方财政枯竭、养老体系濒临崩溃、民营信心瓦解、跨境资本管控趋严。多方信号显示，这场困局已远超普通经济周期的范畴，触及更深层的制度性根源。
财政空洞：吃饭财政与土地依赖的双重破产
地方财政困境或许是当前中国经济最直观的缩影。据官方媒体半月谈2023年的报道，贵州省乌蒙山区某县全年税收收入仅4.14亿元，而财政支出高达26.3亿元，且这笔钱几乎全部用于发放体制内人员工资。该县编制内人员1.55万人，聘用人员2.88万人，财政供养人员超过4.4万人，平均每14名常住居民中便有一人吃财政。官媒将此定性为"穷财政养富人"。
这并非孤例。2025年中国省级审计报告显示，13个省份挪用养老金4.06亿元用于偿还政府债务及发放工资；16个省份175个县存在节流挪用财政补贴的问题，涉及金额41.6亿元。更令人震惊的是，部分地区拖欠农户补贴资金平均长达一年，最长竟达九年。
从宏观数据看，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已从2021年的8.3万亿元攀升至2023年的逾10万亿元，且逐年创下新高。这意味着中国绝大多数地方政府早已失去自我造血能力，完全依赖中央输血维持运转。
财政崩溃的根源在于土地财政的瓦解。过去二十年，地方政府的收入逻辑是：卖地—开发商拿地—银行放贷—居民买房，这一循环一旦断裂，财政便无从为继。如今居民不买房、不贷款，开发商无力拿地，地方政府的钱袋随之见底。这也解释了为何当局持续推出一轮又一轮楼市刺激政策——从北京到上海，从深圳到广州再到天津，救楼市的本质不是救开发商，而是救地方财政，是为了保住公务员、教师与医生的工资。
北京大学经济学家周其仁曾多次指出，中国的体制成本已成为压制经济活力的核心障碍。1995年至2012年经济高速增长期间，税收增长了16倍，非税政府收入增长了18倍，法定社保缴纳增长了28.7倍，而土地价格更暴涨了64倍，远超同期名义GDP约8.6倍的增幅。这种超常规的体制成本扩张，正在将中国经济压垮。
前内蒙官员杜文：企业扛不住了
在上述公开数据之外，前内蒙古官员杜文近期发布的系列分析，披露了他所掌握的中共内部经济数据，在海外华语圈引发广泛关注。杜文声称，这些数据来源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向习近平汇报中国经济状况的内部报告，并强调蔡奇已极少采用国家统计局数据，而是依靠一支独立调查队伍提供更真实的数字。
据杜文披露，截至2026年4月底，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2个月同比为负；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17个月处于50%以下的收缩区间；2026年前四个月，41个重点行业中有31个出现价格下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成本已连续50个月同比增加，处于2018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平；企业利润率降至2.1%，营业收入利润率仅为4.8%，均为2012年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值。
杜文认为，蔡奇在向习近平的汇报中已明确承认"实体经济仍面临很大困难，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压力巨大，重点行业大部分陷入困境，需要高度重视"。
需要指出的是，杜文的说法来自其个人声称掌握的渠道，无法得到独立核实，读者应保持审慎判断。然而，他援引的多项公开数据——消费低迷、信贷萎缩、外资撤离——与国际机构的观察方向总体吻合，使其分析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杜文进一步指出，中国正面临"中国特色式崩盘"：统计数据仍显示增长，但民众体感持续恶化；银行未公开出现危机，但实体经济极度缺血；城市没有突然崩塌，但商业街正在慢慢空置；外资没有集体撤离，但新增投资已大幅减少。他将这一状态概括为：消费失去动力，企业失去利润，居民失去信心，外资失去耐心，政府失去有效政策工具。
内需失灵：货币泛滥与消费冷淡的悖论
货币数据与消费现实之间的背离，是当前中国经济最令人困惑的矛盾之一。2026年4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已达35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8%，规模相当于美国的两倍，位居全球第一。然而，如此庞大的货币存量却无法流入实体经济。
与此同时，社会融资规模持续萎缩，4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降至有统计二十多年来罕见的低位。家庭部门新增贷款净减少约7870亿元，这意味着居民正在主动压缩负债而非扩张消费。
官方数据显示，2026年4月社会零售品总额同比增长仅0.2%，路透社报道指出该数据大幅低于市场预期。背后的原因在于，过去二十年中国家庭财富的最大支柱——房地产——已经崩塌。房价下跌导致大量城市中产家庭资产严重缩水，部分测算显示，房价下跌这一项就令不少家庭的总资产蒸发了七成左右。在此背景下，发放消费券、举办购物节等短期刺激措施无异于杯水车薪，因为问题的根源不在消费场景，而在居民已对未来丧失信心。
五重压力下的企业生存困境
从微观层面看，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的处境同样严峻。经济学家向松祚近期在多个场合描述了他所观察到的现实：中国几乎所有行业都面临过度竞争，价格战愈演愈烈，企业越卖越亏，内卷已走向极端。他引用牧原股份董事长秦英林的描述称，整个养猪行业目前处于全行业亏损状态，"内卷基本上就是自杀"。
企业的困境不仅来自市场层面。杜文将当前企业经营环境的恶化归纳为五个维度：其一，需求持续不足，消费者不买单，库存积压，价格下行；其二，三角债问题严峻，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拖欠货款，中小企业被迫靠账期维生；其三，内卷式竞争导致利润率趋近于零甚至为负；其四，政策频繁变动，"今天鼓励民企，明天又国进民退"，企业家无法形成稳定预期；其五，也是最根本的，企业家安全感的消失——他援引中纪委数据称，目前纪检监察系统留置人员中有37%是企业家，在产权保护存疑、司法难以独立的环境下，企业家不会长期投资，只会考虑如何保命、减债、转移资产。
向松祚对此也有类似判断。他指出，中国部分地方政府长期不守契约、率先违约、拖欠款项，由此在全社会树立了恶劣示范，大幅推高了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为什么要搞关系？很多是因为不守约、不守规，本来有规则有法律，偏偏要通过别的办法找人。这无形中增加了无数的交易成本。"
外资慢性撤离：比突然出走更危险
外资的动向同样令人忧虑。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2496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7.3%。尽管新设外资企业数量有所增加，但实际投资额的下降表明外资正在以更审慎的方式收缩在华布局。
杜文将这一现象定性为"慢性撤离"：工厂暂时不关门，办公室暂时不搬走，但新增产能转移到越南、印度和墨西哥；区域总部迁往新加坡；高端人才流向欧洲和北美；利润能汇出的尽量汇出；供应链能备份的尽量备份。他认为，这种慢性失血比突然撤离更为危险，"因为它让人表面上看还站着，但实际上已经越来越虚弱"。
外资的顾虑不难理解：消费低迷压缩了市场空间，政策不确定性抬高了经营风险，地缘政治摩擦增加了合规成本，而激烈的本土价格竞争更令外资企业难以为继。三星等国际巨头的全面退出，正是这一逻辑的集中体现。
资本管控收紧：肉必须烂在锅里
在国内资产信心流失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内资金试图通过富途、老虎等境外券商投资港股和美股。5月22日，中国证监会联合八部门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及基本金融活动实施方案》，宣布没收涉事券商全部非法所得，并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存量用户在整治期内只能卖出不得买入，两年期满后境外机构须全面关停在境内的网站、交易软件及服务器。
这一政策的出台背景不言而喻：房地产持续低迷，地方财政日益困难，A股长期低迷，一旦连资本市场的资金也开始外流，国内金融体系将面临更大压力。正如分析人士所言，这一政策的本质是行政强制留存资金，用于托底大A。
养老危机与社会预期的根本转变
养老体系的压力，是上述财政与经济困境在社会层面的最终呈现。民政部联合11个部门近期发布的《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将"互助养老"确立为未来方向，核心逻辑是通过邻里互助、低龄助高龄等方式，以极低的财政成本实现养老服务覆盖。文件提出，2030年前全国70%以上城乡社区须建立互助养老设施。
批评者指出，这一政策的深层含义是将养老责任从国家转移至社区与个人。中国养老金体系长期存在的双轨制——公务员与企业职工养老金差距可达三倍以上——以及巨大的历史缺口，使得任何改革都牵一发而动全身。年轻一代对养老金体系的信心已明显下降，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商业保险或自行储蓄，而这反过来又加剧了现收现付制度的可持续性危机。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社会预期的根本性转变或许才是最值得警惕的信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放弃创业、回避风险、转向体制内寻求稳定，"北大博士考城管、清华毕业生融入街道办"等现象频频见诸报端。当一个社会从"创造财富"的逻辑转向"分配财富"的逻辑，长期的经济动力将不可避免地遭到侵蚀。
综合多方观察，当前中国经济的困局，已非单一政策工具所能破解。向松祚强调，制度创新与产权保护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历史上凡是能够尊重产权、让人自由创业的制度，都实现了繁荣；反之则陷入停滞。杜文的判断更为直接：当产权不安全、司法不独立、政策不稳定、信息不透明，再多的货币投放和政策刺激，都只能延缓危机而无法消除危机，因为经济信心的背后，是制度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