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0日，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演说。（Fabrice COFFRINI / 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5月23日讯】（看中国记者孟浩综合报道）今年1月，卡尼政府与北京达成初步贸易协议，将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从100%大幅下调至6.1%，首年进口配额设定为4.9万辆——此举不仅触怒了川普(特朗普)政府，华盛顿随即威胁若加拿大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将征收100%关税，更让资深调查记者萨姆·库柏（Sam Cooper）数月前的警告赫然在目：当这名记者二十年前开始追踪温哥华赌场里来历不明的现金时，他没有想到这条线索会延伸至中国军方高官、统战部网络，最终触及现任总理的商业圈层。加拿大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至今仍未落地，渥太华已先一步向北京打开了大门。
从赌场到国会山：一位记者的二十年追踪
萨姆・库柏（Sam Cooper）是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调查记者之一，也是独立新闻平台《The Bureau》的创办人。他的职业生涯始于温哥华社区新闻报道，从北岸土著社区的毒品问题，到卑诗省赌场中数以亿计的洗钱交易，再到中共通过精英商业网络对加拿大政治体系的系统性渗透。库柏用二十年，沿着一条旁人不敢轻易踏上的路，追溯着隐藏在民主制度阴影之下的权力脉络。
“我刚到温哥华时，就被这座城市的毒品问题深深震撼，”库柏说，“但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犯罪故事，而是一个关于政治腐蚀、外国影响和制度失灵的故事。”
库柏的代表作《Willful Blindness》（《蓄意失察》）详细记录了他所称的“温哥华模式”，即中共跨国有组织犯罪与洗钱网络如何渗透卑诗省赌场、房地产市场乃至政治捐献体系。卡伦委员会（Cullen Commission）的调查结论为他的报道提供了关键佐证：仅2014年一年，就有12亿加元经由卑诗省政府赌场被洗白，其来源与库柏所记录的中共跨国犯罪模式高度吻合。
威胁不止于文字：来自国家安全部门的警告
库柏在2023年就中共干预选举问题在国会作证后两天，王家骑警（RCMP）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登门造访，向他宣读了一份经司法授权的严重警告，告知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报道的记者，面临"严重且令人难以置信的威胁"。
对此，库柏没有选择沉默，也没有选择退缩。“我已经聘请了一位前特种部队军官进行安全训练，”他坦率地说，“我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但令我悲哀的是，作为一名加拿大记者，我竟然需要这样做。”
更令他忧虑的，是政府对这一威胁的回应方式。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对加拿大政府保护记者和海外华人社区的能力，他“没有信心”。他特别批评了卡尼政府在面对川普贸易压力下向北京靠拢的姿态，以及RCMP与中国警方签署所谓“合作协议”的决定——在他看来，这恰恰是对那些遭受中共骚扰的海外华人社区的背刺。
网络有多深：从赌场到统战部
库柏的报道之所以引人入胜，在于他呈现的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张庞大且有据可查的网络图谱。
他描述了自己早年报道中发现的一个典型场景：街头毒贩将一袋装满毒资的手提包，交给一位西装革履、从中国专程赶来的富商，而卑诗省政府的赌场对此视而不见，任由这笔钱被合法洗白。这名富商，后来被证实是一位前中国军方高级官员，在弗雷泽河谷拥有一处价值惊人的庄园，车库里停放着包括兰博基尼在内的数十辆豪车。而此人，同时出现在列治文市的球场包厢里，与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加拿大议员并肩而坐。
“这就是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在温哥华的运作方式，”库柏说，“毒贩、前军官、领事官员、社区领袖、商界名流，他们在不同层面建立起商业、社会和政治关系，但核心目标只有一个：推进习近平的政治议程。”
卡尼、博枫与“精英俘获”的疑问在今年四月录制、后由《The Bureau》发布的一期播客中，以及随后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与前白宫国家安全官员迈克・多兰（Mike Doran）的对话中，库柏将目光转向了现任总理卡尼（Mark Carney）及其背后的商业网络。
库柏的核心论点，是他所称的“统战影响手法”（United Front influence tradecraft）在精英层面的运用：中国通过向华尔街、湾街（Bay Street）和硅谷的顶级金融机构注入投资，在西方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商界人士中建立“义务纽带”，进而形成对政策决策的软性影响。
在卡尼的案例中，库柏指出，卡尼在担任博枫资产管理公司（Brookfield Asset Management）要职期间，该公司在中国的绿色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优惠准入。库柏认为，这在卡尼的私人商业利益与其政府的对华政策之间，制造了"利益冲突的观感"（the perception of aconflict of interest）。
他在播客中措辞审慎但立场鲜明地说：“现在可以说，从情势上看，有合理理由认为，马克・卡尼正在做出有利于他自己以及那些推动他登上自由党领导层的人的决策，而这些决策将加拿大的国家安全、经济主权以及与美国的关系置于次要位置。从战略层面来看，卡尼推进与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一系列举动，若不从这个角度解读，实在难以找到合理的逻辑。”
他同时明确指出，这是他基于现有证据的“情势推断”，而非已经证实的直接证据——这一点，是库柏与那些轻率定论者之间的重要区别。
马荣铮倒戈：另一个令人不安的案例
在讨论中国干预加拿大选举的具体案例时，库柏重点分析了前保守党议员马荣铮（Michael Ma）的“倒戈”事件。
根据库柏从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获得的文件，中共在2019年联邦大选期间展开了高度精密的干预行动，策略是同时向不同政党的特定候选人提供支持，以最大化对加拿大政治体系的杠杆影响。文件显示，中共既支持特鲁多，也有意向保守党和新民主党的部分候选人输送影响力，以此向渥太华施压，要求释放被拘押的华为高管孟晚舟。
马荣铮在2025年当选后突然倒戈加入卡尼领导的自由党，随即跟随卡尼出访北京，且始终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库柏披露，有照片显示马荣铮与多名官方认定具有统战背景的社区领袖存在关联，甚至有影像记录显示其佩戴红领巾、在中国国歌和军事图像的背景下出席活动。
“这不意味着马荣铮在台面下与这些统战人士达成了什么交易，”库柏特别强调，“我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也不会如此指控。但在我所掌握的整体背景下，这合理地引发了外国干预的质疑。目前看来，情况非常糟糕。”
制度的裂缝：RCMP、法律体系与澳大利亚模式
库柏对加拿大执法和司法体系在应对这一威胁时的软弱，同样直言批评。
他指出，RCMP曾无法获得针对温哥华锡纳罗亚卡特尔（Sinaloa Cartel）操作员的窃听授权，而在美国和澳大利亚，针对此类跨国犯罪组织的司法授权门槛远低于加拿大。加拿大的《斯廷科姆规则》（Stinchcombe disclosure）要求警方在一定时限内向嫌疑人律师披露监听信息；而《乔丹规则》（Jordan rule）则规定复杂案件必须在严格时限内完成审判，否则案件将被撤销。库柏指出，多起涉及跨国犯罪的重大案件正是因为这两项规则而宣告失败。
“这不是说加拿大的权利宪章有问题，”库柏说，“问题在于，这些规则的解释和运用，已经在实践中成为有组织犯罪的保护伞，而不是普通公民权利的守护者。”
以澳大利亚为对照，库柏指出澳大利亚在遭遇类似的中国政治献金渗透事件后，建立了更为严格的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并成功完成了若干起诉案例。相比之下，加拿大《C-69法案》授权建立的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在国会全票通过近二十个月后，至今仍未正式落地实施。
普通加拿大人能做什么？
面对这一复杂而令人不安的图景，库柏对普通加拿大人提出了务实建议。
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打破认知误区：在川普政府的强硬姿态下，许多加拿大人将美国视为首要威胁，进而倾向于支持政府与北京靠拢。库柏对此明确反对：“如果你认为美国是敌人，而不需要担心中（共）国，那么你对世界的认识是错误的，你的投票将伤害你自己，也将伤害你的下一代。”
他同时呼吁选民在投票前审视候选人与外国网络的关联，要求政府在启动任何对华贸易协议之前，先行落实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在这个登记制度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卡尼就去北京谈贸易，”库柏说，“这在我看来是严重的失职，因为我相信可以证明，有若干对自由党颇具影响力的人士，本应出现在这份登记册上。”
在个人层面，他建议海外华人社区关注自身安全，并鼓励更多人支持独立新闻机构——“不是因为独立媒体永远正确，而是因为当主流媒体因政府补贴而趋于保守时，独立的声音是保持民主清醒的最后防线。”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在与主持人的对话结束前，库柏将话题拉回到他二十年新闻生涯的起点：那个在温哥华街头，看着毒品侵蚀原住民社区的年轻记者。
“我不觉得我应该在加拿大收到王家骑警（RCMP）的安全警告，”他说，“我也不觉得我的同胞——无论他们来自哪个移民社区——应该因为地缘政治原因而生活在恐惧之中。”
五角大楼近期暂停了拥有86年历史的美加联合防务委员会，理由正是加拿大在国家安全和军费承诺上的懈怠。这一消息，在库柏看来，印证了他数月前的判断：“美国的调查压力和国家安全压力只会越来越强。渥太华的领导层，在中美之间的抉择上，要么是严重失职，要么是腐败——我目前能给出的最好答案，就是这两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