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汉坦病毒跨国传播 病毒学家支招科学应对(图)

发表:2026-05-24 07:11
手机版 正体 打赏 3个留言 打印 特大

2026年5月21日,在剛果民主共和國蒙布瓦盧,身穿防護衣的醫護人員在埃博拉疫情應對期間走在綜合轉診醫院外。(Michel Lunanga/Getty Images)
2026年5月21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蒙布瓦卢,身穿防护衣的医护人员在埃博拉疫情应对期间走在综合转诊医院外。(Michel Lunanga/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5月24日讯】(看中国记者孟浩综合报道)2026年春天,全球公共卫生界同时承受两波病毒冲击。一方面,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DRC)与乌干达爆发罕见的本迪布焦型埃博拉(Bundibugyo Ebola)疫情,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将其升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另一方面,荷兰籍邮轮“洪迪厄斯号”(MV Hondius)上爆发的汉坦病毒(安第斯株)疫情,则以跨国传播链的方式牵动全球神经。两场疫情几乎同步登上国际媒体头条,令新冠疫情后本已高度敏感的公众再度陷入忧虑。病毒学家林晓旭从科学角度深度剖析两种病毒的性质、风险与应对之道。他认为,目前两者均未达到大流行的门槛,但若掉以轻心,局势随时可能逆转。

从“神秘疾病”到全球紧急事件

这一轮疫情的起点可追溯至4月下旬。据WHO官方通报,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伊图里省(Ituri Province)蒙格瓦卢(Mongbwalu)卫生区出现一批不明原因的高致死性病例,其中包括多名医务人员死亡。5月5日,WHO收到预警;5月14日,金沙萨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INRB)对来自卢旺帕拉(Rwampara)卫生区的血样进行化验,确认其中8份呈埃博拉阳性,并鉴定为本迪布焦(Bundibugyo)毒株。

5月15日,刚果卫生部正式宣布,这是该国自1976年以来第17次埃博拉疫情爆发。同日,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亦确认两例输入性病例——两名均从刚果前往乌干达的旅行者相继发病,其中一人死亡。仅仅两天后,5月17日,WHO总干事谭德塞宣布这一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强调他对疫情"传播规模与蔓延速度"深感忧虑。

截至5月23日,刚果更新疫情死亡人数至204人(疑似867例);此前红十字会证实3名志工殉职。疫情已从伊图里省蔓延至北基伍省(North Kivu),首府戈马(Goma)亦出现确诊病例,更有媒体报道南基伍省(South Kivu)也出现一例确认感染者。乌干增至5起确诊。

非洲联盟旗下卫生机构警告,10个非洲国家面临遭该病毒波及的风险。

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CDC)同步追踪显示,目前正有逾1000名密切接触者在伊图里省接受追踪监测。

本迪布焦毒株:历史罕见 无疫苗可用

本迪布焦型埃博拉病毒并非最为人知的扎伊尔毒株。根据WHO和CDC资料,此前仅有两次本迪布焦疫情记录在案——2007年乌干达一次,2012年刚果一次——历史上的病死率在25%至50%之间。最为棘手的是,目前尚无经批准的疫苗或特异性疗法可对抗本迪布焦毒株。此前广泛使用的埃博拉疫苗,主要针对扎伊尔型(Zaire ebolavirus),对本迪布焦型效果存疑。

联合国新闻援引无国界医生组织(MSF)发言人埃斯特・斯特尔克(Esther Sterk)的话说,这次疫情被发现得相当晚。原因之一,正是当地医疗机构最初使用的是针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的检测试剂,结果全部为阴性,延误了早期识别时机。无国界医生组织警告,疫情所在地区面临严重的安全局势与人道主义危机,人口流动频繁,这都是疫情控制的巨大障碍。另有研究人员估计,在疫苗研发可投入使用前,至少需要两个月时间;而应对这类疫情,往往需要数年而非数月。

美国的应对

美国政府的反应既迅速又充满争议。5月18日,CDC和国土安全部(DHS)联合宣布,援引《第42条》(Title 42),禁止过去21天内曾在刚果、乌干达或南苏丹停留的外国公民入境美国。5月21日,所有在上述三国停留过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被要求必须经由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Dulles)入境,接受强化公共卫生筛查。此后,亚特兰大哈茨菲尔德-杰克逊机场与休斯顿乔治・布什洲际机场也相继加入筛查机场名单。

与此同时,美国驻刚果大使馆已将刚果旅游警告升至最高级别——第四级“请勿前往”(Do Not Travel)。

然而,一名美国医生的确诊案例,更将美国政府的应对推向舆论漩涡中心。据CBS新闻、《华盛顿邮报》等多家主流媒体报道,美国传教士组织“Serge”旗下医生彼得・斯塔福德(Dr.Peter Stafford)在刚果东北部比尼亚(Bunia)一家医院担任外科医生,疑似在为一名患者实施手术时感染病毒。他在发病后曾感叹"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撑过去"。经过紧急协调,斯塔福德最终被转送至德国柏林夏里特医院(CharitéHospital)接受治疗。他的妻子、同为医生的莉贝卡・斯塔福德(Dr.Rebekah Stafford)及四名子女,虽无症状,也一并被转运至德国进行隔离观察。

5月22日,斯塔福德发表声明,表示目前“谨慎乐观”,病情有所改善。

然而,《华盛顿邮报》援引五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最初对允许感染埃博拉的美国医生返回美国本土持抵触态度,这一内部分歧导致撤离行动有所延误,最终才促成送往德国的方案。报道指出,这与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间的应对思路形成鲜明对比。

NPR则报道,就在美方宣布筛查政策数小时后,一架法国航空原定飞往底特律的航班,因机上一名刚果籍旅客“误登”,被改道至蒙特利尔,相关旅客被拒绝入境美国。

世卫宣布突发公卫事件

WHO于5月17日将本次埃博拉疫情定性为PHEIC——“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同时明确表示,该疫情“不符合大流行紧急状态(Pandemic Emergency)”的标准。

PHEIC是WHO手中最高级别的公共卫生警报机制,自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IHR)实施以来,迄今仅宣布过少数几次,包括2009年甲型H1N1流感、2014年西非伊波拉、2016年寨卡病毒、2019年刚果伊波拉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每一次宣布,都意味着各成员国有义务加强边境筛查、信息共享与防控协调。

然而,PHEIC机制也有其内在局限。批评者长期指出,WHO的预警往往受到成员国政治压力的制约,导致宣布时机偏晚。本次疫情中,WHO于5月17日宣布PHEIC,距离4月20日首例疑似死亡已过去近四周,而当地医务人员的死亡早在疫情初期便已出现。

非洲疾控中心(Africa CDC)随即于5月18日宣布“大陆公共卫生安全紧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Continental Security),这是非洲疾控中心独立于WHO的双轨预警机制——此举被视为非洲国家在国际公共卫生话语权方面日益增长的自主意识。

林晓旭对PHEIC机制持审慎态度。他认为,宣布PHEIC的意义在于调动国际资源,但真正的考验在于之后有没有落实。他特别提及,2018至2019年刚果北基伍省的扎伊尔型伊波拉疫情历时近两年,最终造成逾2000人死亡,成为历史上第二大伊波拉疫情。“那次也是宣布了PHEIC,但因为当地安全局势复杂,疫情控制进展极为艰难。这一次,背景同样如此。”

汉坦病毒:邮轮事件的余波与更深的忧虑

就在埃博拉疫情爆发的数周前,另一场病毒事件已在大西洋上空悄然酝酿。根据WHO官方通报及CNN、《卫报》等媒体报道,2026年4月1日,荷兰籍极地探险邮轮"洪迪厄斯号"(MV Hondius)从阿根廷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Ushuaia)启航,计划横跨大西洋。船上载有来自23个国家的147名乘客与船员。

然而,4月6日起,船上陆续有人出现发热、腹痛、腹泻,随后迅速恶化为肺炎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首例死亡发生在4月11日,一名70岁荷兰男性乘客在船上病逝。随后,他的妻子也相继发病,并于4月26日在被转运南非约翰内斯堡后不久死亡;5月2日,一名德国女性乘客在大西洋途中死亡,为第三名遇难者。

5月4日,基因测序确认病原体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Andes virus)——汉坦病毒大家族中,已知唯一一种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毒株。5月10日,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Tenerife),所有乘客下船,分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截至最新记录(5月22日),共有10例确诊病例与2例疑似病例,3人死亡,感染者分布于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圣赫勒拿、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士、土耳其及美国等地隔离或住院。

林晓旭:飞机上的漏洞更令人担忧

面对这起引发全球关注的邮轮事件,病毒学家林晓旭博士强调,公众与媒体的目光不应仅仅停留在邮轮本身。他指出,更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在邮轮靠岸之前已经发生的一段“空窗期”传播链。

“这位二号病人(首位确诊者的妻子)在离开邮轮之后,因为丈夫去世,准备带着遗体搭乘荷兰皇家航空(KLM)的航班飞回荷兰,”林博士说,“结果她在飞机上仅仅四十五分钟就开始发病,被紧急请下飞机。”

林博士说,一架跨洲际航班上,可能有两三百名乘客暴露于病毒之中。他认为,美国从18名追踪对象增至41名,正是因为当局开始追踪这批飞机上的接触者。据报道,法国确认了一例疑似在飞机密闭空间中被感染的病例。

“游轮是密闭空间,飞机更是密闭空间,”林晓旭说,“WHO在这方面提到的比较少,但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他进一步指出,由于邮轮上没有配备检测安第斯病毒的试剂,最早的病因判断完全是在靠岸之后。在确认为安第斯病毒的这段"空窗期"内,感染者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入住旅馆、乘坐航班、接触机场人员,形成一条难以完整追溯的接触史链条。

安第斯病毒的致命机制

林晓旭解释了安第斯病毒的病理机制。他表示,安第斯病毒并不像一般病毒那样攻击血液中的红细胞或白细胞,而是直接攻击肺部微血管内壁细胞之间的粘连蛋白,造成血管“泄漏”,大量体液涌入肺泡,导致患者实际上是“淹死在自己的体液里”。

“这个病症爆发得非常快,”他说,“大多数死亡病例,都是在入院后四十八小时内死亡。所以治疗窗口很短,早发现、早介入极为关键。”

安第斯病毒的整体病死率约为30%至40%,部分历史爆发记录甚至高达50%。相比之下,亚洲和欧洲流行的汉坦病毒,主要攻击肾小球,病死率在1%至15%之间。

洪迪厄斯号邮轮完整时间线

下面我们为大家梳理一下跨越多国的疫情演变梳理关键节点。

4月1日,洪迪厄斯号从乌斯怀亚启航,船上147人来自23个国家。

4月6日,首批乘客出现发热、胃肠道症状。

4月11日,首例死亡——70岁荷兰男性乘客在船上病逝。

4月20日前后,约30名乘客在圣赫勒拿岛(Saint Helena)下船,数名危重病人被空运至欧洲。

4月26日,首位死者的妻子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去世,成为第二名遇难者。

5月2日,第三名遇难者——德国女性乘客——在大西洋途中病逝。

5月4日,基因测序确认病原体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邮轮在佛得角海域停泊。

5月6日,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完成毒株确认;邮轮获得西班牙批准,驶向特内里费岛。

5月10日,邮轮抵达特内里费岛,所有乘客下船,分乘包机返回各国。

5月18日,洪迪厄斯号抵达鹿特丹,船员接受全面检测,随后各自隔离。

零号病人之谜与阿根廷的压力

WHO目前的调查倾向认为,首例感染者(零号病人)是在登船前于阿根廷境内感染了病毒,随后在密闭邮轮内造成有限度的人传人。阿根廷卫生数据显示,自2025年6月以来,全国已累计报告10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显示当地疫情并非偶发。

林晓旭指出,阿根廷政府虽然否认了病毒来自其境内特定地点的说法,但迄今未公布任何环境检测证据。“他是在否定,但没有拿出真正调查的过程,”林博士说,“他们现在派科学家去乌斯怀亚检测,四周出结果,这是应该的——但在所有证据出来之前就否定,是不负责任的。”

他认为,搞清楚零号病人的感染地点与感染方式,是阿根廷当局的核心任务。“有可能是在垃圾填埋场附近的鼠患环境中吸入了含病毒的气溶胶,也有可能是在其他地点,但必须给出答案。”值得注意的是,乌斯怀亚至今仍对游客开放,前往当地赏鸟的旅游活动依然正常进行。

R0值2.7意味着什么?隔离有效吗?

此次疫情中,安第斯病毒的R0值(基本传染数)被报告约为2.7。林晓旭解释,这意味着在没有干预措施的情况下,平均每个感染者可以传染约2.7人。他援引2018至2019年阿根廷一次类似的安第斯病毒区域性爆发为例指出,当时在未采取隔离前,R0值约为2.1至2.2,实施隔离后降至0.97,意味着传播链得到有效遏制,未演变成全球扩散。

林晓旭认为,2.7的R0值虽然值得警惕,但并未达到高度传染性病毒的水平。更重要的问题,是病毒在气溶胶中的存活能力,以及不同病情阶段的传染性——包括潜伏期是否已具有感染力。已有研究表明,安第斯病毒在潜伏期内即可传播,这是使其区别于其他汉坦病毒的关键特征之一。

他同时指出,基因测序已对目前所有确诊样本进行比对,结果显示病毒的大、中、小三段基因中,仅大片段有少量变异,中小片段基本未变。这表明此次疫情属于单点源爆发,而非多点扩散——这是相对令人宽慰的信号。

最深的隐忧:基因重排

相比已知的危险,林晓旭最担心的是一种尚未发生但不能排除的可能性——基因重排(reassortment)。

汉坦病毒拥有三个基因片段(大、中、小),与流感病毒类似,具有基因重排的潜在能力。他指出,如果阿根廷同一地区的鼠类同时感染了安第斯病毒和另一种已在全球广泛传播的汉坦病毒(如汉城病毒,Seoul virus),两种病毒有可能在动物宿主体内发生基因重排,产生一种兼具更强适应性与人传人能力的新毒株。

“汉坦病毒本身不会人传人,但适应性非常强,已在全球许多地方的老鼠身上都能发现,”林晓旭说,“如果它跟安第斯病毒重排,得到的可能就是一个既能广泛传播、又能人传人的新病毒。这是一种假设,但这种风险并非零。”

他还提出,在实验室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研究层面,汉坦病毒历来是被研究者反复"试验"的对象。在全球多个国家的病毒研究机构中,通过连续传代(serial passage)观察病毒变异的实验早已存在,这类研究的风险管理能力参差不齐,难以全面评估。

同一世界 两种警报——双重疫情的深层含义

自2023年起在刚果东北部比尼亚的一家医院担任外科医生,是美国基督教援助组织“Serge”的成员。据STAT News报道,他疑似在为一名伊波拉患者做手术时遭到感染。同事莉贝卡・斯塔福德(其妻,同为Serge成员的医生)及另一名医生也曾与感染患者密切接触,均被列为高风险接触者。

围绕其撤离问题,白宫内部发生了激烈争论。《华盛顿邮报》报道,部分官员以“本土传播风险”为由,反对将感染的美国医生接回美国境内治疗,最终才协调出送往德国的折中方案。这与2014年奥巴马政府应对伊波拉感染美国援助人员时的态度——将其接回美国本土治疗——形成了清晰的政策对比。

批评者指出,这种处置方式发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信号:它可能令未来愿意前往高风险疫区服务的医疗志愿者心存顾虑,从而削弱疫区的国际医疗力量,最终令疫情更难得到控制。

鼠患:一个被低估的全球变量

埃博拉疫情与汉坦病毒疫情,表面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病毒,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共同的生态变量——啮齿动物。汉坦病毒由鼠类携带,经由粪便、尿液形成的气溶胶传播给人类;而伊波拉的自然宿主,同样与野生动物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林晓旭指出,中国每年有十几到二十多万例汉坦病毒感染,这一数字居全球之首,鼠患控制是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长期挑战。台湾近期也报告台北城区鼠患问题严峻。他建议,个人层面,一旦发现鼠患痕迹,应用漂白水(bleach)先喷洒再清理,避免干扫扬起气溶胶,清理时佩戴口罩。社区层面,须重视垃圾处理与下水道卫生,防止鼠类滋生。

他特别提到中国长江流域的鼠患问题——大型水坝蓄水后,下游积水环境为鼠类提供了良好的繁殖条件,"千里之堤,毁于鼠穴"并非虚言。他认为,城市排水不畅与垃圾处理不规范,是全球许多城市共同面临的隐性公共卫生风险。

没有疫苗的困境

在两场疫情中,疫苗问题都十分突出。本迪布焦型伊波拉,目前全球没有经批准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案,正如ECDC与CDC所明确指出的,这是本次疫情特别令人担忧之处,有别于2014年和2018年的扎伊尔型伊波拉爆发——后者有疫苗可用。

WHO已与多家研究机构和疫苗开发商展开合作,探索将现有平台技术(包括mRNA技术)用于本迪布焦毒株疫苗的开发可行性,但估计距大规模临床应用至少需要数月,而全面部署则更久。

在汉坦病毒方面,中国虽已研发出针对亚洲“旧世界”汉坦病毒的疫苗,但林晓旭明确表示,中国疫苗所使用的病毒表面抗原(糖蛋白prefusion结构),与安第斯病毒的对应抗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对安第斯病毒很可能不管用。他指出,相关研究报告中亦未提供针对安第斯病毒的测试结果,研究人员自己也表示,未来需要进一步研发针对安第斯病毒的疫苗——这已侧面承认现有疫苗的局限性。

好消息是,科学家近年来发现了叙利亚仓鼠可作为安第斯病毒的动物模型,并鉴定出两种单克隆抗体对该病毒有一定抑制效果。但距临床应用,仍有相当距离。

2026年:公卫体系的多重压力测试

林晓旭指出,两场疫情同时爆发,凸显了当前全球公共卫生体系面临的多重压力——检测能力不足(本迪布焦型伊波拉被误判为阴性延误了数周)、信息透明度不够(阿根廷对零号病人来源的回避)、资源部署存在盲区(飞机传播链追踪不足)、国际协调机制仍有漏洞。

值得注意的是,WHO目前对两场疫情的公众风险评估均保持在“低”的水平,但林博士注意到,汉坦病毒的官方表述已从早期的“极低”(extremely low)调整为“低”(low),或许意味着内部评估已发生变化。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美国对国际援助体系的大幅削减。2025年,特朗普政府显著缩减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预算,多个在非洲运营的疾病监测项目遭到撤资。在此次疫情中,已有批评者指出,正是早期监测能力的削弱,导致了本次本迪布焦疫情的迟缓识别。CDC在刚果设有长期驻点机构,此次反应相对迅速;但更广泛的全球监测网络能否在资源收缩的背景下维持有效运转,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病毒学家建议:科学应对 不恐慌

面对两场并发的病毒疫情,林晓旭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个人防护:重视环境卫生,做好鼠患控制;一旦接触鼠类痕迹,先用漂白水处理再清洁,戴好口罩;关注前往相关疫区的旅行风险,了解伊波拉症状(发热、肌肉痛、腹痛、腹泻、出血);如有旅行史并出现相关症状,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

心理:他强调,恐慌本身是免疫力的杀手。“保持乐观,规律作息,适度运动,良好营养,这些都是提升自身抵抗力的根本之道。”他说,“我们经历过新冠,我们知道公众的焦虑会带来真实的健康代价。”他尤其提到,精神状态与免疫力之间存在被科学证实的关联,面对疫情信息时,应学会区分“知情”与“焦虑”——前者是必要的,后者是有害的。

社会:他呼吁各国政府对病毒爆发保持高度透明,不要像阿根廷那样在证据尚未厘清时就急于否定;也不要因政治考量而延误撤侨与治疗。“WHO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但国际社会的协调,尤其是信息共享机制,仍需大幅改善。”

旅行者须知:计划前往刚果、乌干达或南苏丹者,建议推迟行程;近期曾在上述地区停留的旅行者,若出现发热、肌肉痛、腹痛或出血等症状,应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计划赴阿根廷乌斯怀亚等地的旅行者,应密切关注当地卫生部门的最新公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及其排泄物。

两场疫情 共同警示

2026年春夏之交,两条病毒战线同时拉开,令人不由得想起新冠疫情初期的种种情形。所不同的是,今日的公众、媒体和卫生机构,都已经历过那场历史性的考验,理应更有准备。

本迪布焦型埃博拉无疫苗可用的困境、安第斯病毒基因重排的潜在风险、鼠患与环境恶化的生态背景、PHEIC机制的结构性局限、国际援助体系的资源收缩——这些挑战叠加在一起,构成了2026年全球公共卫生最严峻的考验之一。

一个美国医生在刚果丛林中拿起手术刀,感染了一种没有疫苗的古老病毒,随后被辗转送往大西洋彼岸的德国医院救治;一对荷兰夫妇在阿根廷南端的港口城市观鸟,登上一艘探险邮轮,将一种鲜为人知的鼠源病毒带向三大洲的23个国家。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在一个高度连通的世界里,任何病毒的"远方爆发",都与每一个人的生活切实相连。

虽然WHO总干事谭德塞说这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但它在考验人们是否从上一场新冠疫情中真正吸取了教训。



来源:看中国

短网址: 版权所有,任何形式转载需本站授权许可。 严禁建立镜像网站.



【诚征荣誉会员】溪流能够汇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爱。我们向全球华人诚意征集万名荣誉会员:每位荣誉会员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订阅费用,成为《看中国》网站的荣誉会员,就可以助力我们突破审查与封锁,向至少10000位中国大陆同胞奉上独立真实的关键资讯,在危难时刻向他们发出预警,救他们于大瘟疫与其它社会危难之中。
荣誉会员

看完这篇文章您觉得

评论



加入看中国会员
donate

看中国版权所有 Copyright © 2001 - Kanzhongguo.com All Rights Reserved.

blank
x
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在我们的网站上使用Cookie等技术来个性化内容和广告并分析我们的流量。点击下方同意在网络上使用此技术。您要使用我们网站服务就需要接受此条款。 详细隐私条款.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