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 Li于六四期间在天安门广场绝食。（（The Epochtimes Jian Liu提供）
【看中国2026年5月24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采访报道）目前旅居加拿大的李先生（Tom Li）是1989年时为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学运第一批参与者、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者。在六四37周年前夕，《看中国》对他进行了专访。让我们从这位亲历者的回忆中一窥六四学运的真实历史。
最初的诉求
1989年4月15号，胡耀邦去世了。4月17号，我们的战火就打响了，我们学校（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是最早走出来的一批。
当时学校不让我们拿校旗，我们就拿了法律系的旗子。所以当时《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系学生开始上街游行”，其实不是整个法律系，是整个学校的学生。
我们到了天安门广场之后，沿着广场走了一圈，然后放哀乐，呼喊一些口号。我们的口号是“要求法治、要求民主、反对官倒、新闻自由”，都是一些最基本的诉求。因为这些东西，当时我们纯粹觉得都是正当的一种民主诉求，我们提出的那些理由都是合理合法的，并没有超出法律的范围。
4・26《人民日报》社论与4・27大游行
后来“4・26社论”出来了。那个时候的变化，大家非常气愤。
官方把我们定性说成是“动乱”。我们是为了表达正常的诉求上去游行，我们就动乱了呢？本来是正常的悼念活动，你把它定性成一个更严重的性质的、不利于国家社会的、违法无政纪的一种“动乱”，大家实际上非常生气。
于是，大家开始烧《人民日报》，把报纸全给烧了，从楼上烧到楼下，有的将啤酒瓶砸下来表达气愤。然后决定第二天我们就游行。整个北京的学校基本上都在气愤当中，实际上是政府拱起了这股火。
4月27号那天大游行，规模非常壮大，各学校的人非常多。虽然有警察一路上挡了一下，但我估计他们背后接到指示了，说不能过于对抗，如果实在挡不住就要放开。所以我们学生用力冲的时候，警察就靠在那边让路了，我们成功地完成了大游行，整个走完了二环路一圈，行程大概有十几公里。
当时我们绝对没想到最后会镇压，觉得没有到那个程度，他们也没有必要做出那么激烈的反应，一切还都在可以商讨、可以对话的范围。
5・13绝食的抉择
4・27大游行之后，政府象征性地举办了几次对话会，但是都不成功。因为他们不承认高自联，他们不接受高自联成员的提问，他们只是和传统的学生会代表来进行对话。并且这个对话是不能自由发言的，他们只愿意听提问，不愿意自由发言。
看到这个对话之后，我们觉得受欺骗了：你根本不是正常的对话，你不想解决问题。
后来赵紫阳出来发表讲话，说“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但我们觉得，这场悼念活动你既然定性为“动乱”，你并没有撤回呀。那你可能对我们拍个照、秋后算账吗？我觉得这场民主活动如果没有任何结果，不能半途而废，我们应该有更大的行动。
这时候正在酝酿的时候，北大、清华首先率先在5月13号绝食了。当他们的绝食队伍经过我们学校门口的时候，我们都听说了。
其实一开始我没有参加，我们班同学有几个跟着去了，我们几个留在学校的同学说：“哎呀，谁谁谁去参加绝食去了，这怎么能行呢？绝食不吃饭会有危险，没必要用我们的生命去跟政府这种特殊的行为去对抗。他流氓，他不讲道理，你还那么真诚地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没必要，劝回来，我们用别的方法！”
于是我们就去半路追那个同学。结果半路追上的时候，可能受到现场气氛的感染，我们也觉得就应该去！我们就跟着那队伍一起，也决定参加绝食了。
记者：你能描述一下当时的气氛吗？
当我们到了新街口，那个气氛彻底感染了我们。
第一，周围的市民非常的热心、热情、善良。他们一路上喊口号支持我们，说“大学生好样的，支持你们，你们做得很对！”；第二是实际行动，他们在路边摆放绿豆汤，还有包子、馒头、点心，免费给我们提供水。
我们觉得受到了鼓舞。我们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的理想，我们也代表了人民的呼声、人民的愿望，这是一种历史的责任感。我们大学生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在读书，没有家庭，我们可以用年轻的生命去唤醒这个残忍的政府。至于绝食对身体的损伤，在那个时候根本不会前怕狼后怕虎，就是义无反顾，这就是青春的热情，这种牺牲奉献都是值得的。
广场上的百感交集与戈尔巴乔夫访华
5月13号大概晚上7点钟、黄昏左右，我们到了天安门广场。
每个学校选择了自己插旗的位置，把校旗搭起来，队伍维持好，我们政法大学的队伍就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不吃不喝。外围有我们的纠察队，防止外人混入捣乱，以免给警察造成口实。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时候绝食？因为5月15号戈尔巴乔夫要来访华。
我们决定用绝食这种方式占领广场，给政府施加压力。你要接待戈尔巴乔夫，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迎接，那你就要提前和学生对话、解决问题，你不能再敷衍我们。如果你敷衍我们，重大的外交活动就要受到干扰。
而且当时香港的、欧美的、日本韩国的媒体都要提前来，正好可以采访我们、报道我们。等于我们有了新闻报道的渠道，否则中央官方媒体是不会报道我们的（声音）。这也是当时高自联或者学生组织团体决定这样做的原因。
当晚很冷，我们把军大衣披在身上，也很饿。那一夜其实没有睡好，总是有新的消息传来，有噪音。人一会醒、一会眠，情绪很不稳定，一会兴奋一会沮丧，百感交集。
到了14号凌晨，太阳升起来了，这一天白天官方仍然没有任何反应。当时我的心情是很绝望的，我觉得我们这场绝食的抗争可能没有任何意义，政府可能不买账，因为第二天15号戈尔巴乔夫就要到了。
大概中午左右，一个背着相机的年轻大学生走过来到处拍照，其中就拍到了我。他说：“哎呦，你能不能坐高一点？太低的话拍不到后面的背景，不知道这个事情什么时间地点发生的。”我于是决定把军大衣垫高一点，坐在军大衣上面，比别人高出了一两个头，他正好拍下了那张照片，背景里有天安门广场。拍完他就离开了，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后来这张历史照片流出，有拍摄者Jian Liu提供给了一家海外独立中文媒体。）
放弃绝食 转入地下广播与戒严传闻
到了15号早晨，我们已经绝食一天半了。人又饿又冷，情绪在那种激昂、痛苦、愤怒的波动中，饥饿感和痛苦更强烈。
我和同校的一个同学说：“肯定觉得是没必要，这个政府不值得我们用绝食这种方式去和他抗争，放弃，咱们走吧。”
我们俩就决定到前门地铁站那里坐地铁回去。当时真的很饿，走到一家饺子馆，老板说：“你们是绝食的学生对不对？免费！随便吃，想吃什么给你吃。”市民真的很可爱，我们很感动，吃了点饺子，给老板鞠躬说谢谢。
但是我们不想绝食了。这个政府是流氓，我们没有必要牺牲生命去做这种无用功。
从那天开始，我再也不绝食了。我回去参加了其他的活动。因为当时我们学校的广播站已经被学生接管了，就在校门卫办公室里，搭建了我们的喇叭、电台、放大器和话筒。有专门的两个播音员，而我是在后面专门主导的——负责接稿子、出稿子、收集各个学校的传单，把别的学校的稿件拿来播放，或者写稿子宣扬民主自由的思想、报道广场的情况。
那段时间，白天我们在广播站工作，晚上在宿舍正常睡觉。因为从外地来了很多学生参加，北京的学生和外地的学生开始轮班（去天安门广场），晚上交给外地学生守广场，白天我们再去。
一直熬到了5月19号。我们在广场听说军队要进城了，要戒严了，天空还有军用直升机。有传闻说要放毒气，我们就赶快给大家发口罩、发水，把棉布或头巾喷上水挡住口鼻。这时候绝食立即停止，大家都站起来准备。
结果军队被城外的市民挡住了，没有过来。之后，运动开始转为市区的和平抗议活动。有时候我们也坐上游说的卡车环城大喊，我还在手胳膊上故意插了自行车的链锁，象征着铁链，然后在卡车上把它打开，见证我们挣脱铁链、获得自由。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6月3号之前。
撤离北京：父亲的五字电报
在6月3号之前，我接到父母发来的电报，上面就五个字：“父病危速归”。
为什么会突然给我发这个电报？因为当时从东北进京的解放军里，有一个士兵在邮局给他家乡发电报，我父亲当时也正在邮局想把大字报通过电报发给我。
我父亲在邮局就问那个当兵的：“你们知道你们去北京干什么吗？”
当兵的说：“我们去拉练。”
我父亲说：“你们不是去拉练，你们是要去镇压学生。我问你，如果你的上级军官命令你开枪，你会开枪吗？”
那个士兵说：“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我只能服从，必须开枪。”
我父亲听完吓坏了，马上把电报改成了“父病危速归”。而且我父亲在东北看到浩浩荡荡的军车、坦克一辆接一辆地从我们家那边的国道上开过去。他觉得太可怕了，北京要镇压了。
接到电报后，由于当时天安门广场主要是外地学生留守，北京市各高校的学生基本都回到学校进行平时的活动。大家当时都在等待6月20号万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从加拿大回国，举行全国人大特别会议来解决李鹏违法戒严令的事情。我们以为中间会平静一段时间，学校也一直没有上课。
于是我就跟班长请假，说我决定回家看看父母。如果（电报内容）是假的，我马上回来参加活动；如果是真的，办完丧事我也准备马上回来。
我去北京站准备上火车。一进入候车厅，我整个人被吓坏了。候车厅里坐满了戴着钢盔、穿着绿军装的解放军士兵，一排一排地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枪。
我当时非常害怕，怕他们看出来我是大学生把我抓起来。我尽量把胸章藏好，非常低调地躲在角落里，检票的时候迅速通过。检票口旁边就站着端着枪的解放军，一个一个看学生证、对照片，士兵说可以过去，铁路人员才检票。我尽量不激怒他们，不说话，最后长出了一口气。当时火车也是免票的。
上车之后，我这一路都在担心。因为我的大学同学和广场上的学生并不知道已经有这么多军队到了岗位。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么多军人去干嘛？我一直祈祷着不要出大错，不要真的杀人。
我坐的是过夜的火车。这一夜，北京就发生了六四屠杀事件。等我到了家，已经是6月4号了。
思想的启蒙与历史的反思
回到家，我父亲在收听收音机。他告诉我：“北京开枪了。”
我们全家一起收听《美国之音》、日本NHK、莫斯科广播电台。当时的收音质量非常差，断断续续受干扰，我们把铁丝搭在外边的晾衣绳上作为自制天线，信号扩大了，听得更清晰。
当时我非常气愤，我说我一定要回去，我的同学都在那里，我不能待在家里。我爸说你先等一等，看后续怎么发展。第二天，电视上杜宪、薛飞穿着一身黑衣在播报（新闻联播），我就觉得大势不好了，回不去了。官方很快开始通缉21名学生领袖，接着学校发来信件通知：停课，不要返校。
整个夏天，三个多月时间，我一直在家里听《美国之音》。得知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最终以悲剧收场，流的是大学生的血、市民的血。我对这个政府、对中国的民主之路感到非常痛心，也很气愤。
记者问：六四事件改变了你对共产党的看法吗？
实际上并不是。六四事件只是我思想转变的结果，而不是起点。
在八九学运发生前的三年大学生活中，我们已经受到了各方面思想启蒙的影响。
当时有很多反思文化、传播民主自由的书籍。比如《河殇》，电视片解说词我都买来仔细读；还有苏晓康、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像《阴阳大裂变》《黄河大移民》，都深深影响了我们。我自己还买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以及美国大使馆免费发放的关于美国建国理念、历史文件的小册子。
在课堂上，我们的大学青年老师是很好的启蒙者。包括现在在《美国之音》担任评论员的陈小平老师，当时就是我的宪法老师。他在课堂上讲宪法课，把四项基本原则一条一条地拿来批驳。在我们刚上大学的学生耳朵里，这简直是“惊天之雷”！觉得他太敢讲了。但慢慢地，我们都接受了，意识到我们以前都被洗脑和欺骗了，老师讲的才是正确的。
不光是法律科目，包括中国革命史的老师，都在课堂上跟我们讲。从法律、人权的角度，让我们看清了过去红色历史中的灾难，看清了没有法治的时候人权遭到多么严重的践踏。
经过这三年的洗礼，我们彻底改变了。我们已经不是刚入学时候的高中生了，我们变成了一个有法治精神、有人权意识、有民主追求、有自由观念的新一代大学生，而不仅仅是书斋里读书的书虫。
所以，当胡耀邦去世的时候，我们勇敢地站出来，是为了把我们的思想化为行动。
我们那一批人，不是被动卷入的，也不是官方所说的“受人蒙蔽”。我们都是非常清醒、彻底觉醒了的一代人。我们觉得中国需要大变革，这个时代也要改变了，我们不甘心成为党的奴隶。
那个时候，我们每天都觉得自己在亲眼见证历史、创造历史。确实，那个时代太棒了，只可惜，最终被武力残暴地镇压了，太可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