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脸识别数据统一整合的“全景式画像”工程。（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6年5月26日讯】一、中国打造新型高科技警务系统，监视在华外国人的一举一动
5月19日，独立记者兼网络安全研究员NetAskari在其Substack专栏上发表了一篇系列调查报道的第一篇。作者称自己“独家获得了一个专门为外国人开发的监控系统网页前端原型”，用户为张家口市公安局。文章表示，该网页原型揭示了中国近年来不断推进的数据融合型监控体系：从传统摄像头监控，逐渐扩展为将签证、酒店、手机、交通、消费与人脸识别数据统一整合的“全景式画像”工程。
报道称，这一系统与中国近年来持续推进的“雪亮工程”密切相关。过去，外界对于中国监控体系的印象，多停留在遍布街头的摄像头与人脸识别设备，但NetAskari指出，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单一监控设备，而是“数据缝合”能力本身。文章称，该系统能够“实时处理来自尽可能多传感器的数据”，并将个人的物理位置、社交关系、出行轨迹和消费习惯整合成所谓的“全息档案（holographic profile）”。
报道中最引发关注的是，系统中的数据包含大量真实的外国记者与在华人士信息。NetAskari表示，他在测试平台中看到了包括护照照片、签证信息、手机号码、生日以及行动轨迹等内容，甚至还发现了自己的完整资料。“令人意外的不是被监控，而是进入这个系统竟然如此容易。”他写道。
文章特别提到，这套系统并不只是简单记录某人“出现在哪里”。例如，当目标对象搭乘高铁时，系统不仅能识别其是否进入张家口，还会精确记录“车厢号与座位号”；若对象进入滑雪场，人脸识别闸机拍摄的照片也会自动同步进入追踪数据库。系统甚至会记录加油、购物频率，以及是否经常出现在“信访区域”等细节。
NetAskari认为，这种监控逻辑已经超越了传统“治安管理”的范畴，而更接近一种预测性治理。报道中引用系统设计概念称，其目标是建立“整体人员档案”，通过不同数据库之间的交叉分析，识别所谓“异常行为”与“高风险人员”。在曝光的后台界面中，一些人员甚至被直接标记为“重点人员”“涉毒”“高危”等分类标签。
报道还指出，这些系统虽然部分只是“演示版”或开发中的项目，但其结构与中国公安系统近年来的发展方向高度一致。近年来，中国持续推动“雪亮工程”“天网工程”等国家级监控计划，并将酒店登记、出入境、手机号实名制、移动支付与视频监控等数据统一接入公安平台。相关研究显示，中国已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共监控网络之一。
文章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部分原型系统竟部署在美国服务器上。NetAskari推测，这可能是中国开发者或外包团队在测试阶段留下的公网入口，也可能是学生竞赛或商业演示项目遗留的“半成品”。但正因为这些疏忽，外界才得以一窥中国数字监控体系的内部逻辑。正如报道所写：“这些被遗忘的后台，反而成为理解中国监控架构最透明的窗口。”
对于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与研究者而言，报道中的很多内容并不完全令人震惊。外媒长期以来已多次报道中国利用签证、酒店登记、人脸识别与手机数据追踪外国记者活动。新疆地区更被视为此类技术的“实验场”。不过，NetAskari的调查仍然提供了一个视角：它展示的并非抽象意义上的“数字威权”，而是一个正在成形的现实系统——它试图把每个人的移动轨迹、消费习惯、社交关系乃至日常行为，全部纳入同一块屏幕之中。
最后，NetAskari写道：“尽管网络监控和控制在中国境内外都在不断增长，现实世界中的类似现象也同样如此。在这种潜在的世界观逻辑下，人类被简化为数字、模式和向量运算，成为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控制、塑造和胁迫的‘数据海洋’。”
二、流水线上的写作者：中国“工人文学”的再度回归
中华书评(CHINA Books Review)近日刊发文章《工人文学的复兴》，将中国近年来兴起的“劳动者文学”视为一种重新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重要窗口。文章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贫富差距扩大以及零工经济迅速扩张，越来越多中国读者开始关注底层劳动者的真实处境，而曾被视为边缘题材的“工人文学”，也重新回到公共视野。
文章认为，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数十年间经历了财富快速积累，但与此同时，“数亿中国工薪阶层却只能勉强糊口”。研究者发现，相较于2004年至2014年间人们普遍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到了2023年，“机会不均”和“不公平的经济制度”已成为受访者解释贫困的主要原因。公众开始意识到，“生活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现实”。
文中，作者提到了多本由中国工人阶级撰写的、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小说、非小说和诗歌，比如《赶时间的人》（2023）、《我的母亲做保洁》（2023）、《我在上海开出租》（2024）和《在工厂梦不到工厂》（2025）。
报道重点介绍了两部近期被翻译成英文的作品——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包裹》与肖海的《深圳南流记》。文章称，这类作品之所以受到关注，一方面源于疫情期间快递员、外卖员等劳动者“维持了国家的运转”，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中产阶层对自身处境的不安：“他们阅读底层阶级的经历，一方面是为了巩固自身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了解如果失去社会地位会发生什么。”
在《我在北京送包裹》中，胡安焉以近乎冷静的口吻记录自己在物流仓库、快递站点工作的经历。文章摘引他在北京入职快递公司的过程：体检、填表、身份核查与国庆期间拖延不止的行政程序，让他不断被告知“明天再来”。最终，即便入职成功，“仓库里已经没有电动三轮车给他用了”。
胡安焉还详细计算过自己的劳动价值：“他用日均工资除以工作日分钟数，算出每分钟收入0.5元。”由于送一个包裹平均仅赚2元，他不得不“每四分钟送完一个包裹，否则就会亏本”。文章写道，“上厕所也成了要花钱的事”，“顾客一句不经意的‘明天再送吧？’也会让他背上债务”。
相比之下，肖海的《南方漂泊》则更具情绪张力。15岁的肖海为了让弟弟继续上学，主动放弃高中，前往深圳工厂打工。他写道：“我人生的新篇章开始了，我从一个15岁的懵懂少年变成了一个30多岁、饱经世故的男人。”
文章特别保留了肖海关于外来务工者遭遇的一个案例：2006年，他在深圳上完夜班后，因为无法出示暂住证，被警察塞进面包车，要求缴纳300元罚款或贿赂。害怕被送去强制劳动的小海最终逃出派出所，躲进竹林。多年后，他仍记得警方如何把外来工视作“行走的现金库”。
报道认为，这类工人文学与毛时代强调“劳动光荣”的官方叙事已经截然不同。今天的劳动者作家“表达着无力感、边缘化和孤立感”，许多作品只能通过网络传播，并随时面临删除风险。文章提到，北京保姆范雨素曾因讲述照顾富豪私生子的经历而爆红，但“原文很快就消失了”。
文章最后指出，中国经济虽然仍保持庞大规模，但其繁荣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农民工长期低薪劳动之上。“中国依靠数亿像胡安焉和肖海这样的人运转，但他们所获得的财富却微乎其微。”
作为结尾，作者提及央视与美团曾联合推出一部宣传短片，讲述女骑手“阿兰”在大理自由送餐、追逐摄影梦想的故事。但公众普遍认为这种描绘严重脱离现实，最终央视不得不删除视频。文章借此指出，官方叙事与劳动者真实处境之间的裂缝，正是工人文学重新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
三、大赦国际：全球死刑执行人数创44年来最高纪录，中国、伊朗最多
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于5月19日发布了年度报告，指出全球已知死刑执行人数在2025年大幅攀升，达到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统计，全球至少有2707人被执行死刑，较2024年的1518人增加78%。尽管实际数字很可能更高——尤其是中国、朝鲜与越南等长期将死刑数据列为国家机密的国家——这一数字仍足以显示，死刑正在一些国家重新被当作政治威慑与社会控制工具。
报告指出，全球执行死刑的国家总数仍维持在17个，处于历史低位，但少数国家的“集中式执行”却推动整体数字急剧上涨。其中，伊朗一国就占据了全球已知死刑总数的近八成。根据特赦国际统计，在2025年中东局势升级后，伊朗在2025年内至少执行了2159人，较前一年的972人大幅翻倍，创下该组织自1981年以来对伊朗的最高纪录。
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也刷新本国纪录，至少对356人执行了死刑；美国则执行47人，为16年来最高。新加坡、科威特与埃及等国的数字也明显上升。报告尤其批评部分国家继续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根据统计，全球接近一半的已知处决与毒品犯罪有关，而这类案件“不符合国际法所要求的‘最严重罪行’标准”。
报告称，尽管如此，中国仍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死刑执行国，但由于官方长期严格保密，外界无法获知准确数字。特赦国际指出，“中国的死刑数字仍然是一个巨大未知数（a great unknown）”，但依据长期监测，外界普遍相信中国每年执行人数仍达“数以千计”。报告认为，中国官方近年来持续将死刑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的政治讯号。
特赦国际秘书长阿涅丝・卡拉马尔（Agnès Callamard）在声明中表示，这轮数字暴涨“来自少数孤立国家不惜一切代价实施处决”，但与此同时，全球废除死刑的大趋势并未逆转。截至2025年底，已有113个国家完全废除死刑，而1977年这一数字仅为16个。
报告还记录了一些“亮点”：欧洲与中亚地区连续多年未出现新的死刑执行；白俄罗斯则首次在卢卡申科执政以来未记录到新的死刑判决；多个国家继续维持暂停执行政策。
然而，报告表示，其所揭示的并不仅是死刑数字的上升，更是一种趋势：当经济压力、社会动荡与地缘冲突加剧时，一些国家正在重新依赖“最极端的惩罚”，来展示国家权力的绝对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