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 政法大学学生六四绝食。（图片来源:免费图片 The Epochtimes刘建摄）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究竟是一场中共口中的“武装暴乱”，还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壮烈、最纯洁的“非暴力抵抗”？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会主席、当年的广场常委李恒青，在其生死回忆中揭示了两段不容抹煞的关键细节。本文结合大量第三方权威历史文献，与读者一同还原一个被刻意掩埋、始终坚守非暴力原则的民主黑夜。
铁证之一 拒佩戴缴获钢盔阻断镇压之借口
在六月三日深夜大军压境、催泪瓦斯与装甲巨轮隆隆驶来的紧迫时刻，部分热心市民送来在路途中缴获的钢盔与防毒面具。李恒青却当即下达死命令：“所有人缴获物品全数堆放，谁都不准戴。”因为，和平的本质在于绝对的道德清白，穿戴护具会立刻在极权宣传的镜头中成为“武备军事化”的伪证。
铁证之二 与侯德健当众砸枪自我捍卫道德高地
若有任何人企图在天安门发起武装抗争，哪怕是为了自卫，在三十万精锐坦克重兵面前也只是自取其灭，更会亲手给极权杀戮盖上“平叛”的合法印鉴。凌晨，著名音乐家侯德健大倡砸毁零星检获的步枪，李恒青毫不犹豫地挺身同行。“我们用重垂砸碎了仅有的钢枪，我们只用肉身守卫尊严。”
病床上的突召风暴来临的前夜
李恒青时任清华大学化学系大四学生及学生会主席。当时他已连续多日奔波前线，精疲力竭，正在校医院内静脉注射葡萄糖。然而广场战友紧急将其从病床上拉走，预示着血腥镇压与最后的决战之夜即将开始。
李恒青回忆录原稿细节
“六月三日，我已精疲力竭，返回清华校医院进行静脉注射。护士将我安置在病床上，葡萄糖刚一滴注，我便立刻睡着了。下午，广场那边来人拦下一辆车，拔掉我手上的点滴针头，将我拉上车便走。途中他们才告知：木樨地一带已放催泪瓦斯，今晚可能会有大行动。我赶到广场时，清华只剩下一个帐篷与一面旗帜。我进入帐篷躺下，说道：‘先养精蓄锐，今晚不知会持续到何时。’周锋锁也躺在我身旁，但我们都无法入眠。”
木樨地是六四屠杀中死伤最惨烈的地区之一
六月三日傍晚，三十八军等戒严部队在此遭到市民赤手空拳的阻拦。军队施放催泪瓦斯并直接开枪扫射，拉开了血腥屠杀的序幕。李恒青被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注定要与周锋锁等同仁守候广场的最后防线。
学生运动自始至终是一场爱国反腐、争取民主的和平抗议。学生甚至成立“纠察队”维持秩序，保护公共设施、交通和被包围的孤立士兵。李恒青拒戴钢盔、侯德健刘晓波砸毁零星缴获枪枝的历史关键细节，有力证实了学生的自觉非暴力和高度道德自律。
全体中外记者拍摄的客观画面中，纪念碑基座学生和平静坐、全体默哀表决，以及多个亲历者口述中学生“砸枪、退还武器”的一致呼救。
中共宣传部口径 “一枪未发”“没有死一个人”
载于官方文献：一九八九年六月中旬，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接受美国NBC电视台记者采访时的公开声明：“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一枪未发”，天安门广场所在地“没有死一个人”。”
第三方独立档案、多重目击证词：“广场内未死人”是典型的玩弄文字游戏与空间概念的谎言。“一枪未发”的真正意思是发了很多枪；“没有死一个人”是说死了很多人。
事实上，军队在挺进天安门广场所经之路（木樨地、西单、南池子、前门）大肆开枪射杀，而在天安门现场（如纪念碑汉白玉石被打飞、六部口坦克直接辗压撤退学生）亦有大量死伤。军队开枪扫射纪念碑的探照灯与石雕、学生弹雨中胸口炸开大洞，均是不容置疑的流血事实。
包括《天安门母亲》群体数十年来搜集定位的死难家属哭诉与证词、历史学者吴仁华的计量研究、以及西方各大媒体记者在广场周边及复兴医院拍下的尸堆照片与录影。
中共宣传部口径 军队平暴死伤惨重
“中共声称“军队平暴死伤惨重，数十名军警被残忍虐杀”，暴乱是美帝与海外分裂势力挑起的。”军队开枪枪杀学生后，学生组织的纠察队还在保护落单的军人。
绝大部分军队车辆起火与极少数军警伤亡，皆发生在军队向民众大肆开枪扫射身边亲友、市民忍无可忍起身自卫并设置路障之后。学生的纠察队甚至曾多次保护落单、迷路的戒严部队士兵，反对任何人动粗。中共宣传照中的“焚烧坦克”多数是市民群众在屠杀已发生、同胞遭枪杀后的绝望抵抗之举，绝非学生主导的武装威胁。
西方外交官电报（如英国、美国外交解密档案）、以及记者拍到的学生手拉手挡住愤怒市民，以肉身护送落单解放军安全离去的珍贵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