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彦永。（图片来源： 网络图片）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从胡耀邦逝世引发的悼念，迅速演变为反腐败、要民主、反官倒的全民浪潮。中共内部严重分裂：总书记赵紫阳主张对话、和平解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强硬派则认定这是“动乱”。
作为当时的国家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戒严决策与军队调动中，确实处于关键位置：他既是国家最高领导层成员，又是军委系统中与邓小平关系最密切、实际负责军队日常运作的高层之一。
在中共体制内，戒严属于极高层的政治军事决策，通常由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总书记）、李鹏（总理）、杨尚昆（国家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等核心人物在政治局常委会议及小范围会议中决定。
根据RFA对“杨尚昆在六四中的作用”系列评论的整理，杨尚昆在5月17日前后，在军方高层与邓小平之间，扮演了“传达与执行”的关键角色：一方面向邓小平汇报军方高层意见，另一方面协助将邓的判断转化为具体的戒严与调兵部署。
多个媒体来源指出，杨尚昆在事件初期对“首都戒严”持保留态度，曾表达过对国际舆论与政治后果的担忧。其中一个常被引用的说法是，他曾批评：
“首都戒严如何向全世界交代。”这句话说明杨尚昆在最初阶段对“在北京实施戒严”这一极端措施持疑虑，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并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政治反弹。
5月17日邓小平家会议：立场转折点
邓小平和杨尚昆（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1989年5月17日，邓小平在其家中召开了一次关键的高层会议，与会者包括赵紫阳、李鹏、杨尚昆等，主要讨论是否对北京实施戒严、如何定性学生运动等问题。根据RFA未普评论对《中国“六四”真相》一书中对会议记录综述的分析，会议上，赵紫阳主张以对话、和平方式解决，反对使用武力；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强硬派则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倾向以武力“平息”；杨尚昆在会议中转述了部分军方高层（如廖汉生）的意见，并在会后“明显转向支持戒严”。
未普评论指出，杨尚昆在5月17日会议后，对戒严的态度从“保留”转为“积极支持”，并开始在军方系统内推动具体落实。他协助邓小平与李鹏协调军队调动，包括将外地野战军调往北京，为后续戒严与清场做准备。
在5月17日后，北京戒严正式实施，来自河北、兰州、沈阳等军区的部队开始向北京周边集结，部分野战部队进城。根据海外媒体与评论的叙述：杨尚昆以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身份，在军队调动中承担了实际协调与指挥的角色；他协助邓小平、李鹏与总参、各军区之间的沟通，确保戒严部队能按时到位，可见，杨在戒严与调兵决策链中，是关键执行者与协调者之一，而非唯一决策人。
6月3日晚至4日凌晨，戒严部队在多个方向进入北京市区，并在天安门广场周边实施清场。根据大量海外报导、记者现场报导与当事人回忆：解放军在进入市区过程中，使用实弹射击，造成大量平民与学生伤亡；北京街头出现多处血案，包括五棵松、茂兴街、公主坟等路口，均有枪击与死亡事件。
301医院的血腥之夜：蒋彦永亲历细节
当时担任解放军301医院（全称：解放军总医院）普通外科主任的退役军医蒋彦永，是六四当晚在301医院参与抢救伤员的关键见证人之一。蒋彦永是资深外科医生，在301医院从医三十余年，曾参与成昆铁路等工程中的伤员救治工作，后被授予少将军衔。六四当晚，他亲自指挥并参与了301医院的彻夜抢救行动。
根据蒋彦永在2004年向中共中央及国家领导层递交的公开信及其后媒体转述，他描述在6月3日晚上约10点至午夜12点短短两小时内，301医院共接收了89名被子弹打伤的伤员，其中7人因抢救无效死亡；在手术过程中，他与医务人员发现多例伤者内部器官被打碎、体内有大量碎弹片（被指为俗称的“开花弹”或“达姆弹”）造成的严重创伤。作为亲历救治过程的外科主任，蒋彦永的叙述是关于六四当晚北京街头伤亡情况较具代表性的个别医学见证之一。
六四当晚，位于北京西郊复兴路的解放军301医院，成为距离屠杀现场最近的大型军方医院之一。蒋彦永亲自指挥了那场彻夜的抢救行动。
晚上约10点，蒋彦永在宿舍听到北方传来连续密集的枪声。几分钟后，他的呼叫器响起——急诊室紧急呼叫。他赶到急诊室时，眼前的一幕让这位从医30多年的老外科医生几乎晕过去：地上和诊断床上已躺着七名满身是血的青年，其中两人经心电图确认已经死亡。
“我当外科医生已30多年，到铁道兵修成昆铁路时也抢救过成批伤员，但那都是意外事故。而眼前，在堂堂中国首都北京，躺着的却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予的武器残杀的自己的人民。”蒋彦永后来在信中如此记述。
紧接着，一阵又一阵密集枪声过后，周围老百姓用木板、平板三轮车不断送来伤者。301医院共有18间手术室全部开启，蒋彦永在急诊室负责分诊和紧急处理。从晚上10点多到午夜12点短短两个小时内，医院就接收了89名被子弹打伤的伤员，其中7人因抢救无效死亡。医生们分三批连夜做手术，直到天亮才将能救的伤者救回。
蒋终身难忘的几个具体案例：
1、一位20多岁的男青年，父母是301医院对面七机部离休干部。全家本来在家打麻将，听到枪声后，他和刚领结婚证的未婚妻跑上街。在五棵松十字路口遭到密集枪弹扫射，女友折返回来时发现他倒在血泊中。送到医院后，心电图呈直线，只有左手臂内侧一个弹孔。母亲跪在蒋彦永面前，双手拉着他的腿哭求救儿子。蒋彦永泪流满面，只能告诉她：“他心脏已被打碎，无可能救活。”母亲后来大骂：“我跟着共产党打日本、打蒋介石，现在解放军却把我儿子打死了！”
2、一位身体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当天下午在丰台练车，晚上回五棵松路口还没下车就被子弹击中。送到医院时血压还正常，但左腹股沟有巨大弹孔，大量出血无法止住。医生眼睁睁看着他张大嘴挣扎呼吸，最终死去。
3、医生们在手术中发现许多伤员体内有大量碎弹片（俗称开花弹或达姆弹），这类子弹击中人体后会碎裂，撕碎肝脏、肠道等内脏，造成远比普通子弹更严重的破坏。
午夜后，部队已通过301医院门口，不再有新伤员送来。蒋彦永去手术室查看时，看到肝脏被打碎、肠道内满是金属碎片的伤者，内心震惊不已。医院停尸间里，死者遗体被解放军看守，不准家属领走，官方一律称为“暴徒”。
这场抢救行动，暴露了军方使用的特殊弹药，也让301医院部分医护人员对“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官方说法产生深刻怀疑。
1998年的对话
据蒋彦永本人2004年的公开信与多家媒体转述，六四时隔九年的1998年，北京西山某处幽静的住所，已退休的蒋彦永，踏进了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家门。
蒋彦永以“汇报台湾问题”为由见到杨尚昆。谈完正事后，他直言自己正是六四期间负责301医院伤员救治的外科主任，并把亲眼所见的惨状，以及自己1998年写给中央的信，一并告诉杨尚昆。
杨尚昆沉默听完后，说出了那句话：
“六四事件是我们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我已经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
蒋彦永当场忍不住纠正他：“那不是错误，那是罪行，是最严重的罪行！”
这场面对面的“错误”与“罪行”之争，成为蒋后来多次公开呼吁为六四正名时反复引用的关键片段。
这次对话并非孤立：蒋彦永对其他元老态度的透露
蒋彦永在公开信与后续媒体访谈中还进一步透露，他不只从杨尚昆那里听到对六四处理方式的反思，还认为在中共元老层中，至少有部分人对以武力“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方式处理六四事件持保留或反对态度。他特别提到，陈云等元老对六四的处理方式也有不满。根据他的叙述，这些元老在内部讨论中，曾对是否使用武力、是否对学生与民众开枪表示过犹豫或反对，但最终邓小平与强硬派仍决定了以武力清场的路径。
关于杨尚昆是否真的说过“六四事件是我们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这句话，2004年有海外媒体刊文《外电指家属证实杨尚昆不赞成向学生开枪》，引用《华尔街日报》的报导指出：“杨尚昆的家人证实杨尚昆当年确实不赞成向学生开枪。”同一篇文章中，蒋彦永也向该报记者确认，他曾在1998年到杨尚昆家中谈及六四，并转述了杨尚昆关于“最严重错误”的原话。
杨尚昆于1998年9月病逝。蒋彦永则因多次公开呼吁平反六四、揭露SARS真相，而长期遭软禁、监控，直至2023年去世，仍未看到官方“纠正”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