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7日，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在台北士林北投科技园T17和T18地块举行的公司全体大会上发表演说（图片来源：I-Hwa Cheng / AFP via Getty Images）
一、红粉迷情藏谍影，科技巨擘陷疑云
当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之际，英伟达（NVIDIA）执行长黄仁勋的一张社交照片，意外将人们的目光引向国际情报活动。
媒体报导，一名与黄仁勋合影的中国籍女子，因其任职企业涉及先进芯片与资料中心业务，而受到美国情报及执法机关关注。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照片中男女之间的关系，而是先进科技、商业利益与国家安全之间，已经形成何等复杂的交会。
过去的间谍可能设法取得军事地图、密码本或作战计划；今天的情报活动，则可能瞄准半导体制程、人工智能芯片、云端运算、研究成果与关键基础设施。科技越进步，国家安全的边界也越难辨认。
二、民主自由开门户，威权渗透暗无声
民主社会的珍贵，在于人民享有思想、言论、学术、迁徙与结社的自由。
美国教育哲学家杜威认为，民主不只是政府的组织形式，更是一种共同生活与经验交流的方式。民主社会之所以能够持续进步，正是因为人们可以自由沟通、公开讨论、批判权威，并透过教育与社会经验不断修正自己的判断。
然而，民主社会的开放，也可能成为威权国家进行情蒐与渗透的机会。
大学欢迎国际研究人员，企业寻求跨国合作，科技人才自由流动，这些原本都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条件。但如果有国家利用这些开放制度，秘密取得受保护的技术、收买内部人员或操纵公共资讯，民主社会就必须面对新的安全挑战。
这里存在一个重要区别：正常的国际学术交流、合法技术合作与人才流动，不等于间谍活动。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国籍、族裔或研究背景，就推定他具有情报身份。
民主制度真正需要防范的，是具有具体证据的非法行为，而不是把某一群人当成集体嫌疑犯。
杜威在《公众及其问题》中主张，民主社会的困难必须透过更充分的民主参与与公共沟通来改善。这也提醒我们：保卫民主，不能以摧毁民主自身的基本价值为代价。
三、千粒细沙积成塔，科技机密入囊中
谈到中国的情报活动，经常有人使用“千粒沙”的比喻，形容大量人员分散搜集资讯，全民总动员！最后汇聚成具有战略价值的情报。这个说法虽然生动，却不能直接视为已经获得证实、适用于所有中国情报机构的统一作业准则。
比较可靠的分析方法，是观察已经公开的具体案例。
例如，中国政府曾推动“千人计划”等人才引进政策，希望吸引海外专业人士参与科技与产业发展。人才招募本身并非犯罪，但若涉及隐瞒利益关系、违反研究契约、非法取得营业秘密或转移受管制技术，就可能触及法律与国家安全问题。
另一方面，美国等国也曾公开指控与中国政府相关的网络行动者，针对通讯、能源、交通及其他重要基础设施进行渗透。这类活动不一定以立即破坏为目的，也可能是为了预先取得存取能力，在未来危机发生时掌握优势。
此外，情报工作也可能利用金钱、职位、情感关系或个人弱点接近目标。
电影《蝴蝶君》所取材的法国外交人员与中国情报案件，就提醒人们，私人情感有时可能成为情报活动的一部分。法国外交人员被逮捕时才发现自己的爱人居然是男人！OMG！
四、国共烽烟藏内线，作战机密竟外流
如果要理解中共情报工作的历史影响，1948年的国共内战是一个不能忽略的案例。
辽沈、徐蚌与平津三大战役，决定了国共内战后期的军事局势。国民政府的失败涉及军事指挥、兵力部署、经济崩溃、政治支持、军队士气与后勤补给等多重因素，不能全部归因于情报渗透。
然而，中共在国军内部长期建立地下组织，并透过情报搜集、政治策反与战场倒戈影响战局，也确实是值得重视的历史问题。
1948年11月8日，国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率领部分部队倒戈，对徐蚌战场的部署造成重大影响。两人长期具有中共地下组织背景，显示中共的情报工作不只是窃取文件，也包括在敌方军事体系内建立可于关键时刻发挥作用的人员网络。
至于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相关历史记述指出，他曾与中共地下组织保持秘密联系，并传递国军重要作战情报。
但这段历史最值得注意的证据，并不是后人如何描述郭汝瑰，而是蒋介石本人留下的日记。
1948年10月2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
“郭厅长携华中华东会剿计划来平，请示修正后即令当日回京实施。”
这位“郭厅长”，经《蒋中正日记》编者注明，就是郭汝瑰。
这段记载证明，郭汝瑰当时不仅能接触重要军事机密，而且直接参与高层作战计划的呈报与修订。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仅仅一个多月后，蒋介石已经知道参谋部可能发生情报泄漏。
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彼甚疑参谋部有间谍泄漏机密，故不敢公开陈述其腹案，要求与余个人谈话决定其行动，余允之。”
这里的“彼”，就是徐蚌会战前线指挥官杜聿明。
杜聿明怀疑参谋部有人泄密，因此不愿在公开军事会议中说出真正的作战构想，而要求与蒋介石私下讨论。蒋介石同意了。
这是何等严重的军事危机！
一个国家的最高军事统帅，已经从前线指挥官口中得知，参谋部可能存在间谍，以致重要作战计划不敢公开讨论。
然而，国军的情报安全问题仍未能在战局逆转之前获得有效控制。
但是，这些日记已经足以提出一个极其严肃的历史问题：
当最高领导人知道军事机密可能持续外泄时，为什么整个指挥与反情报制度仍然无法有效阻止渗透？
国民政府的失败，不能简化为某一个间谍的功劳；同样地，也不能忽略情报网络对战局造成的破坏。
真正值得反省的，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为何在危机已经浮现时，仍然缺乏足够有效的自我保护能力。
五、自由从来非天赐，民主守护赖全民
从1948年的军事作战计划，到今日的半导体与人工智能技术，情报活动的对象虽然不同，却存在一项共同问题：
国家是否具有发现风险、确认证据、及时处置与修正制度的能力？
威权国家的情报体系可以依赖高度集中的权力，但民主国家不能照搬威权国家的手段。
民主国家必须同时保障国家安全、人民自由与司法正义。
如果为了防止渗透，就全面限制学术交流、压制言论自由，或以国籍与血统作为判断忠诚的标准，最后反而可能伤害民主社会最值得珍惜的价值。
杜威的教育哲学提醒我们，民主不能只靠法律条文与政府机关维持，更需要具有判断能力、公共责任与合作精神的公民。
人民必须学会辨识资讯来源，理解威权政治的运作方式，并对公共权力保持理性的监督。
真正成熟的民主教育，不是要求人民盲目相信政府，而是培养人民运用证据、理性与公共讨论，保护自己共同建立的自由社会。
六、百年政权终有尽，民主防卫须有方
中共会不会永远长存？
历史上没有任何政权能够仅凭强大的军事力量、严密的情报组织或庞大的经济资源，就保证自己永远存在。
但历史同样不能让我们轻率预言一个政权何时终结。
对台湾而言，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等待中共有一天自行消失，而是如何在长期的政治与安全竞争中，建立足以保护民主制度的能力。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六项政策建议。
第一，建立跨机关的反情报预警与通报制度。
国家安全局、调查局、国防部、经济部及相关科技主管机关，应建立明确的风险通报、案件分流与责任追踪程序。当重大泄密疑虑出现时，不能只停留在高层的口头警告，必须有可追踪的调查、风险控制及结案机制，并接受适当的国会监督。
第二，强化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保护。
半导体、人工智能、先进通讯、资安及其他经依法认定的重要技术，应建立分级保护制度。政府可以协助企业完善人员权限管理、资讯存取记录、供应链安全与营业秘密保护，同时避免以国籍作为一概而论的限制标准。
第三，建立国际研究合作的透明规范。
大学及研究机构应要求涉及敏感技术的合作计划揭露资金来源、兼职关系、利益冲突与技术移转安排。这些制度应采取风险分级，保障正常学术交流，不能把所有国际合作都视为安全威胁。
第四，将民主教育与资讯素养纳入国家安全教育。
国家安全不只是军人、情报人员与科技工程师的责任。各级学校应透过历史案例、媒体识读、公民讨论及批判思考教育，使学生理解假讯息、政治操弄、非法情报活动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
这不是要求学生接受单一政治立场，而是培养他们独立查证、辨识证据与理性判断的能力。
第五，建立反情报工作的法治与监督机制。
所有调查、监控与限制措施，都必须符合必要性、比例原则与正当法律程序。涉及人民隐私、学术自由及言论自由的措施，更应具有司法或其他独立监督机制，避免国家安全成为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
第六，建立重大情报失误的制度性检讨机制。
1948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发现危险并不等于排除危险。
对重大泄密案件与国家安全事件，政府应在不危及正在进行的调查与情报来源之前提下，建立跨机关检讨、改善期限、责任追踪及适度公开报告的制度。
民主政府不能只要求人民相信它已经采取措施，而应在适当范围内，让人民知道制度是否真正获得改善。
历史不会原封不动地重演，但人类可能因为忽略历史而重蹈覆辙。
1948年，蒋介石已经知道参谋部可能有间谍，却仍然面对无法挽回的战局。今天的台湾，更应从这段历史中学习如何及早辨识风险、建立有效制度。
保卫民主，不能只有对威权的警惕，更要有保护自由的智慧。
真正值得长存的，不是任何一个政权，而是人民追求自由、尊严与民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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