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6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的标志。（图片来源：Fabrice COFFRINI / AFP via Getty Images ）
【看中国2026年11月10日讯】人工智能（AI）正在快速进入我们的生活。它可以协助医师判读影像、帮助企业筛选求职者、协助银行评估信用，也能让政府更有效率地处理行政业务。甚至只要输入几段文字，就能生成逼真的照片、影片及声音。
这些技术带来的便利令人期待，但我们也必须问一个重要问题：当AI的判断错误，甚至伤害人民的权益时，现有法律是否足以保障受害者？
台湾已经有《人工智能基本法》，为AI发展建立基本原则。然而，基本原则还需要具体的法律义务、监督机制及责任规范，才能真正落实。
本文倡议，台湾应进一步研议制定《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及责任法》，让AI发展有明确界线，让企业知道应负什么责任，也让人民在受到伤害时有实际的救济途径。
这部法律究竟应该规范什么？不妨从五个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情境谈起。
AI医疗判断错误，病人的生命谁来负责？
假设某医院导入AI医疗影像判读系统，协助医师辨识肿瘤。系统却因资料不足或模型偏误，未能正确辨识病灶，医师又过度依赖AI结果，导致病人延误治疗。
病人受到伤害后，医院可能表示系统由外部厂商提供；厂商则可能表示，AI只是辅助工具，最终仍由医师判断。
这时，法律必须回答：医院是否做好使用前的安全评估？医师是否有适当人工审查？系统提供者是否充分揭露技术限制？事故发生后，相关纪录是否保存？
因此，高风险医疗AI应有事前风险评估、资料品质检查、安全测试、人工监督及重大事故通报制度。不能让AI成为医疗责任的灰色地带。
AI招聘歧视，求职者如何证明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
假设某企业利用AI筛选数千份履历，系统依据过去的录取资料进行训练，却因历史资料存在性别或年龄偏误，使某些求职者即使具备资格，也经常被排除。
企业可能认为这只是电脑客观计算的结果，但电脑使用的资料及判断标准，并不一定公平。
求职者甚至不知道自己曾被AI淘汰，更难取得算法及筛选纪录，证明自己受到歧视。
因此，企业使用AI进行招聘、升迁、考核及解雇等重大劳动决策时，应负有公平性测试、纪录保存及人工复核义务。人民若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应有合理的说明及申诉管道。
AI可以协助企业提高效率，但不能让歧视披上科技的外衣。
银行AI拒绝贷款，民众有权知道原因吗？
假设一位信用纪录正常的民众向银行申请贷款，却因AI信用评估系统判定风险过高而遭拒绝。
银行只告知不符合授信标准，却没有提供合理说明。民众既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不知道是否因错误资料、系统偏误或不合理的评估因素而受到影响。
这个案例涉及一项重要权利：当AI参与影响人民重大财产利益的决策时，当事人是否有权知道AI参与决策的事实，并取得足以理解主要判断因素的说明？
本文认为，法律应要求金融机构在重大决策使用AI时，建立决策纪录、合理说明及人工复核制度。不能只用“系统判定”四个字，就结束人民提出质疑的机会。
政府用AI审查补助，人民不能被机器决定命运
假设政府机关使用AI审查社会福利或补助资格，系统因资料错误，将符合资格的民众判定为不符合，导致补助被拒绝或取消。
对政府而言，AI可能提高行政效率；但对依赖补助生活的民众而言，错误决策可能直接影响基本生活。
政府使用AI，与一般企业使用AI不同，因为政府握有公权力，人民往往没有选择是否接受系统判断的空间。
因此，政府以AI协助作成重大不利行政决定时，应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人工审查、理由说明及行政救济机制。不能让人民因为一个无法理解的系统结果，就失去依法应有的权益。
AI深伪影像侵害人格，受害者如何自保？
假设有人利用AI制作某位女性的假性私密影像，并在网络散布。影像虽然是假的，却足以让亲友、同事及社会大众误以为是真实事件，造成名誉、隐私、工作及心理上的重大伤害。
受害者不仅要面对影像被散布的痛苦，还必须耗费时间要求平台下架、搜集证据，甚至证明影像是利用AI制作的。
这类行为已不只是科技滥用，而是对人格尊严及个人权益的严重侵害。
法律应明确禁止未经有效同意制作及散布可识别个人的性私密深伪内容，并建立迅速通报、证据保存及下架处理机制。涉及儿少性剥削内容者，更应与刑事法律及相关防制制度衔接。
AI专法应建立五大制度
从上述情境可以看出，AI造成的问题并非单一产业的问题，而是跨越医疗、金融、劳动、政府行政及个人权利的共同挑战。
因此，本文建议台湾未来的AI专法，至少应建立以下五大制度：
第一，建立禁止性规范。
对于重大操纵、利用弱势者脆弱处境造成重大损害、不当社会评分、违法的大规模生物辨识监控，以及儿少性剥削和未经同意的性私密深伪等严重侵害行为，应明确订定禁止规范及法律责任。
第二，建立高风险AI强制管理制度。
对医疗、金融、招聘、教育、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及关键基础设施等用途，应依风险程度要求事前评估、资料治理、安全测试、人工监督及持续监控。
第三，明确规范企业责任。
AI模型开发者、系统提供者及实际部署企业，应依各自角色及控制能力，负担必要的安全、透明、纪录保存、事故通报及使用管理义务。不能因为委外或使用第三方模型，就完全免除自身责任。
第四，建立主管机关监督及处罚制度。
主管机关应有权要求业者提供必要资料、进行调查、命令限期改善，对重大违规者得处以罚锾，必要时停止使用或命令下架。处罚应依违规情节、损害程度及企业规模，符合比例原则。
第五，建立人民权利及损害救济制度。
人民应有权知道重大决策是否使用AI，得要求合理说明及人工复核。因违法或不当使用AI而受损害者，应有适当的民事求偿、证据取得及申诉机制。对于技术纪录主要由业者掌握的案件，也应研议合理的举证协力制度。
AI专法不是限制创新，而是让创新走得更长远
有人担心，制定AI专法会增加企业负担，影响台湾科技产业竞争力。这个顾虑值得重视，但解决方式不是放弃立法，而是采取风险分级及比例管理。
一般低风险AI不必承担与医疗或金融高风险AI相同的管制义务；中小企业及新创公司也应获得合理过渡期、技术辅导及测试资源。
法律应该严格管理的，是可能重大侵害人民权益、危害公共安全，却缺乏有效风险控制的AI应用。
科技发展需要自由，但自由不能没有责任；企业需要创新空间，但人民也必须有受到法律保障的权利。
台湾已经透过《人工智能基本法》建立AI治理的第一步，现在应该进一步展开AI专法的立法研议。
我们不能等到AI造成重大伤害后，才开始追问谁应该负责。
人工智能可以协助人类作决策，但不能取代法律对公平、责任及人权的保障。台湾需要的不只是一个鼓励AI发展的环境，更是一套让AI安全发展、企业依法负责、人民权益受到保障的完整制度。
（本文为《上报》授权《看中国》转载。原文链接）
